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未普:对中国强硬为何获得美国朝野的共识?(下)


至于美国外交界为何主张对华强硬?一篇最近引发轰动的文章,把这个问题交代的十分清楚。奥巴马时代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刊载了一篇长文《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


两位作者回顾了美国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对中国有所期待,但期望一再落空。比如,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斡旋,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了。

当然,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期待就是期望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和国际秩序接轨,能够接纳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能够逐渐转型为民主化国家。为此美国使出了浑身解数,"胡萝卜"和"大棒"交叉使用。无奈,不管是"胡萝卜"还是"大棒",中国就是抱著"共产党的领导"不放,抱著"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不放。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没有像预期地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让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必须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措施。

而美国商界支持对华强硬的主因是,他们担心面对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的中国企业,美国企业会丧失竞争能力。太阳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年前,美国在开发和制造太阳能组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那时中国政府银行开始为本国的太阳能制造商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结果大多数美欧企业关门,而中国现在则生产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太阳能组件。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大规模补贴中国企业,太阳能产业的例子就有可能在其他产业复制。因此美国商界有一种逐渐占上风的观念,"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在美国民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老百姓近些年来增加很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进行的一个民调,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受访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或者是美国的严重问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经历了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开始逐渐发酵。除了特朗普的鼓动作用,还要归功于民粹主义大师班农的大规模游说。班农对美国一些民间团体不厌其烦地谈中国及其称霸世界的计划。这些团体包括茶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督教团体、信天主教的选民、民粹主义团体,及某些对冲基金经理。班农跟他们说,这对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实质上是表明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而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他的听众都相当买账。

美国民间的这种情绪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期间,将会进一步被鼓动起来。特朗普将会向他的选民表明,他兑现了对中国强硬的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很多民众尽管不喜欢关税这个形式,但认为中国应该被制裁。2018年4月的一个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修正美国对中国的3750亿美元的逆差(BBC,4月16日)。

综上所述,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可以说达到以下共识︰第一,美国各界全面检讨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政策失败。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第三,美国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会加大"大棒"的力度,缩小"胡萝卜"的手段,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行为,逼迫中国改变。


——RFA

2018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出炉:中国倒数第五,朝鲜垫底

倡导新闻自由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4月25日)发布"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报告原文网址https://rsf.org/en/rsf-index-2018-hatred-journalism-threatens-democracies)。 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持续排在第176名,位列倒数第五。

这个总部设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越来越趋近于当代版本的极权主义。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中国大规模使用新科技让审查和监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国记者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工作。普通公民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私信分享内容都可能入狱。

报告称, 中国目前拘押了50多名专业和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受到虐待,缺乏医疗护理,生命堪忧。报告列举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获颁"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刘晓波和异见博客作家杨同彦为例。他们二人去年都因癌症去世。在监禁期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

一天前,世界最大的国际性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盟"发表声明,对目前正被中国拘押的"六四天网"网站人黄琦健康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据他85岁的母亲说,黄琦罹患多种严重疾病,近来全身浮肿,病情加重。她担心儿子会病死在狱中。

中国最新一起因言获罪的例子是江西网络作家叶启明。这位36岁的网络作家据报因涉嫌"寻衅滋事"于本月中被刑事拘留。他的哥哥从警方处证实,叶启明是因为写文章被抓。此前,他发在网上的文章经常被删除。他本人也多次被国家安全人员约谈。

"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输出压制手段、信息审查系统、互联网监控工具,试图建立一种"在其领导下的新世界媒体秩序"。这种国家控制新闻和信息的中国模式,以及公然打压所有形式公民抵抗的做法正为亚洲其它国家效仿,特别是在越南(175名)和柬埔寨(142名)。报告说,中国模式的影响也波及泰国(140名)、马来西亚(145名)和新加坡(151名)。

"无国界记者"汇集的信息显示,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各上升了三位,分别排在第70位和第42位。该组织说,这两个地方都要对抗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力,尽管方式不同。

去年4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台湾设立了第一个亚洲分支机构。该组织秘书长德勒瓦(Christophe Deloire)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地区"。德勒瓦说,他们原计划在香港设立这个分支,但是无法确定该组织的活动是否能得到香港的法律保障。他们也担心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监控。

"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亚太地区仍然是全世界侵犯信息自由最严重的地区。在180个国家中,朝鲜的排名依旧垫底。报告说,智能手机近来在朝鲜普及,遗憾的是,国家对通讯和内联网的严苛管控也相伴而来。朝鲜中央通讯社是该国媒体唯一授权的新闻来源,仅仅是阅读、观看或收听外国媒体都可能被投入集中营。

在世界其它地方,报告称,中东/北非地区的媒体自由度下降最为严重。 叙利亚(117名)和也门(167名)的持续战争;埃及(161名)、沙特阿拉伯(169名)和巴林(166名)的恐怖主义指控,都让那里成为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最危险的地区。

报告也指出,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仇恨在增加。政治领导人公然显露这些敌意,不仅是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强人",越来越多的民选领导人不再将媒体视为民主不可获缺的基石。

在谈到美国时,报告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著称的美国新闻自由指数比去年又下滑了两位,位列第45名, "乐于抨击媒体的川普将记者称作'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也曾用过这样的说法。"

"无国界记者"每年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榜单。北欧国家常年居于榜首。挪威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RFA:无国界记者指中国输出"新闻控制"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周三(4月25日)发表"2018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极度恶劣,全球位列176位,与去年排名一样,排在180个国家中的倒数第五。另一方面台湾排名第42名,香港则排第70位,台湾与香港的排名同样较去年上升3位。

香港东网引述报告报道说,亚太地区仍然是全球侵犯资讯自由最严重的地区,报告点名批评中国大陆向国际输出压制讯息、新闻审查系统和互联网络监控工具,试图建立"新世界媒体秩序",而这种"中国模式"的控制手段被多个亚洲国家仿效,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以至新加坡。

报告提到,中国大陆目前拘押50多名专业和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受到虐待,缺乏医疗护理,生命堪忧。报告还列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获颁"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刘晓波和异见博客作家杨同彦为例,称二人去年都因癌症去世,而在监禁期间均无法获得医疗。(RFA 责编:石山)



新闻自由榜:挪威第一 朝鲜最末 中国倒数第五

media菲律宾示威者要求新闻自由2018年1月19日马尼拉AFP

(法广/古莉)记者无国界组织4月25日公布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榜,对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进行综合评分,挪威继续位居第一名,朝鲜继续垫底,中国也没变化,还是倒数第五名。

按照这个排行榜,全球新闻自由度排行前20名是挪威 ,瑞典 ,荷兰 ,芬兰,瑞士 ,牙买加, 比利时, 新西兰 ,丹麦,和哥斯达黎加,奥地利,爱沙尼亚,冰岛,葡萄牙,德国,爱尔兰,卢森堡,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闻自由最后20名从倒数第一开始,依次为:朝鲜,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中国,越南,苏丹,吉布提,古巴,赤道几内亚,老挝,沙特,索马里,也门,巴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塞拜疆,利比亚,埃及。

排行榜计算方法

据记者无国界解释新闻自由排行榜的综合评分方法包括:用20种语言进行网络问答,专家团组基于130个国家提供案例,将问题归类为6大项目:媒体多元化,媒体独立,新闻从业环境和自我审查,新闻法律框架,透明度,新闻制作基础设施,针对新闻记者暴力程度从0-10分级 ; 计算分数;将数据带入数学模式计算。

最后按各国得分结果制作出视觉地图:0-15为良好显示白色;15.01-25为基本良好显示黄色;25.01-35为有明显问题显示橘色;35.01-55表示情况困难显示红色;55.01-100表示情况非常严重显示黑色。

记者无国界:仇恨记者及独裁政权输出新闻宣传威胁民主


美驻港总领事: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发出的是“黄牌”警告(附:美财长将访华以避免全面贸易战)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



(法广)据法新社香港24日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今天措词强烈地提醒中国:美国已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出"黄牌"警告,他同时担心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开倒车。
美中贸易争端引发各界忧心爆发全面贸易战,危及全球经济。对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24日在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表示:中国违反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而且已到不利美国的程度,美方如今"有正当理由要求赔偿"。热爱足球的唐伟康说:"借用我最喜欢运动的术语,中国已经拿到了该得的黄牌。黄牌是要让球员在让人受到伤害前有机会先改变踢球风格。"
唐伟康还表示,半自治的香港应该树立典范,展现一个经济体如何既能够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又遵守世界规则。
唐伟康还分析说,有"令人忧心的迹象"显示,由于中央政府加强管制,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开倒车。中国的问题包括对外资不利的条件、高关税和智慧财产权缺乏保障。
他又说:"有些分析师表示,鉴于中国的规模和重要性,如今中国已大得难以挑战。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中国问题太大了,不能够忽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批准对价值数百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课征高关税的计画,北京也宣布对美国主要出口农产品课征报复性关税,并扬言要对美国黄豆业采取类似行动。

【附】 美财长将访华以避免全面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
川普总统星期二(4月24日)说,美方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将于下周访华,希望此行能与中方就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达成协议。
川普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间歇透露,应中方要求,他将派遣财长努钦等多名高级官员和顾问前往北京。他对美方此行和中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同时警告说,北京若不兑现开放市场的承诺,美国将对价值1,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关税。
川普总统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作"我的朋友",并对中国领导人近期有关进一步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放松进口汽车限制的讲话感到高兴。他认为两国"有很大机会达成协议",但仍面临重大障碍。
与财长努钦同行的还将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际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川普没有提及经贸官员和顾问访华具体日期,但华尔街日报援引其消息来源报道,美方代表团或于5月3日或5月4日启程。
美方代表团成员的构成反映了川普政府内部在贸易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分析人士通常认为努钦和库德洛倾向支持自由贸易,不赞成以关税手段解决贸易争执;而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则被视作强硬派,建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
华尔街日报从消息人士获悉,努钦原计划单独前往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会谈。刘鹤在今年"两会"前夕被派率团赴美。习近平希望他最信任的经济顾问能够说服美国同意重新启动被搁置的双边对话。但那次访问并不成功。川普在刘鹤与美方官员及商界领袖会面的同一天宣布了钢铝关税的决定。川普总统执意施行钢铝关税导致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辞职。
中方一直寻求通过对话机制解决贸易纠纷,但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是在通过对话拖延问题。川普就任后,不再沿用此前的对话机制。"川习会"后双方同意就经贸问题推动"百日计划",并在该计划结束时举行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那次对话因为双方有根本分歧而失败。美方后来搁置对话,并加大对中国的贸易行动。
美国商务部依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钢铝进行国家安全调查,被认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钢铝过剩产能。美方认为中国大量对外倾销钢铝导致价格扭曲,美国钢铝制造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造成工厂关闭,工人失业。
川普总统决定对所有钢铝进口征税引发争议。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此举伤害了盟国利益。川普政府随后同意有条件对主要盟国钢铝产品免征关税。
中国针对美国对钢铝产品设定的关税施以同样规模的报复,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猪肉、苹果和坚果等增收关税。
之后,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就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而进行的调查结束后,川普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贸易代表发布征税商品清单后,中方随即发布了报复性关税商品清单,其中包括美国大豆和小型波音飞机等。川普随后建议加征价值1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双方关系日益紧绷,外界担心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或将难免一场全面贸易战。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宣布金融改革计划被视作为缓和矛盾的举动,虽然中方表示这些步骤是按照原有计划推进的,与当前贸易纠纷无关。
美国农业部门忧虑给川普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川普曾表示保护可能因为关税战而面临困境的大豆种植者的利益,但并不是件易事。
中国同样不愿矛盾激化。分析指出中国若不进口美国大豆,将难以满足其巨大的需求。此外,中国也无法对川普加征关税的一千亿美元商品作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因为中国从美国没有进口那么多的产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发布一千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清单。此外,美方就301条款调查的3方面行动中,还包括对中国投资设限。预计财政部将于下个月发布限制中国投资的细节。这方面的动作也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川普派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访华被视为希望缓和紧张关系的显著举动。一些市场分析认为双方可能通过谈判避免关税,尽管这样的谈判可能长达数月,并非朝夕就会得以解决。

王五四: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所以人民都爱贱货

小时候我看过很多书,大部分都是革命先烈、高级领导人、爱国科学家的故事,我印象中他们都很爱语重心长地说同样一句话: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五十几年过去了,国家好像依然不富裕,人民仍然热衷于廉价的东西,特别是廉价的民族自豪感和九块九包邮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一直很奇怪,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贱货的。有一点是明确的,喜欢廉价而劣质民族自豪感的人,跟有着脆弱而敏感民族自尊心的人,是同一拨人,他们现在正为中兴操芯,正为美国阻碍中国腾飞愤愤不平。
民族自豪感这东西,我觉得无论价值取向如何,价格都应该很贵才是,但现在却越来越便宜,"看了《战狼2》,深深被感染,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请问你这个民族自豪感多少钱?九块九一张电影票钱。还有更贱的,有些人的民族自豪感从抗战神剧中而来,你们这是把民族自豪感当免费的毒品吸了啊?难道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真实存在的东西能让你产生民族自豪感吗?
你们这种廉价的民族自豪感只会沦为他人笑柄,而且还给你出版成册,对了,出版人就是日本人,那些我们都不忍直视的抗日神剧,被日本人发现了,然后他们把所有奇葩的剧情编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中国抗日神剧读本:出乎意料的反日.爱国喜剧》,正在满世界传播,这下你们满意了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一掌拍死一个日本鬼子,八百里外一枪取上将首级……,给你们民族自豪感的民族英雄让全世界在看笑话,按照你们的逻辑,这是民族罪人啊,而爱看这些的也得称之为民族败类。
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些曾陶醉在义和团"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使"的神奇故事里的观众,依然活跃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依然在我们耳边叫嚣,搞得现在的互联网上一片阶级斗争的景象。以前,他们是低智的代表,是嘲笑的对象,而现在,他们好像成为了主流,你不仅不能笑,还得配合着一本正经满脸严肃的点头称赞。号召大家热爱祖国没有问题,但能不能搞个分级制度准入制度啊,智商太低的人就别出来让人看笑话了,此外,相关部门也得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准,别是条会叫的狗都要为己所用,有些癞皮狗不吓人,恶心人。
在《甲午》里,梁启超老师有番话是这么说的,"李中堂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这番话以前是说给洋务派听的,现在还可以说给爱国贼听,你们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打着民族品牌的旗号,把廉价的民族自豪感卖给那些民族自尊心脆弱的人,你们跟鸿茅药酒有什么区别,简直是民族败类民族罪人。
美国当局是收拾了中兴,中兴自己都心服口服,该交的罚款交了,该认的错认了,有些人却来劲了,"美国用芯片扼住我们民族复兴的咽喉"、"美国妄图用芯片阻碍中国的崛起和腾飞"……,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他们的大脑发挥了作用,没有高喊抵制美货,因为这次就是人家美国不卖货给我们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只是不卖给中兴,不是说不卖给所有中国企业,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列强对弱小中国的又一次下毒手,受迫害妄想症者大可收起脸上的屈辱表情,你们内心的屈辱感指不定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呢。
中兴这事的来龙去脉不难理顺,网上很多实锤:中兴违规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口电信设备(包括列入限制出口名单的美国产品),并作出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中兴被罚11.9 亿美元,并同意暂缓执行"7 年的出口特权限制",后面中兴又违规操作和撒谎,所以激活了这一限制。你们先别着急各种阴谋论,什么害怕中国崛起,什么阻止中国研发5G,即便真是这样,那你违规被抓撒谎被抓,也是自己活该,而且还丢脸。中国的企业多少也应该要点脸了,别一出事就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忽悠自己的同胞,生产些廉价的民族自豪感商品,一旦脓包戳破,就说自己在扛民族品牌的大旗,拿民族利益当挡箭牌。
反过头来讲,正是因为那么多人喜欢这种廉价的民族自豪感,所以才有那么多说谎成性、贪婪无信的企业和个人靠贩卖廉价劣质的民族主义商品,而活得那么滋润,例如周小平这样的便宜货,在当今世界早已经是互惠互利、开放共赢的合作关系下,这人满嘴谎言,满脑子阴谋论,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一会要干掉这个国家的政府,一会要干掉那个国家的元首,实在是丢人现眼。就连人民日报的微博也看不下去了,"保持信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遭遇屈辱式的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那种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自主研发春天来了'的偏激声音,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反而不利于高科技的技术攻关。事实上,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对于很多人而言,掌握核心技术就像掌握核技术一样重要,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什么是核心技术,自由的思想,这是很贵的东西,它并不便宜,但是很多人把它看得可有可无。一群没有自由的人,或者说一群放弃追求自由的人,一群不知自由可贵的人,是创造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他们只爱便宜货。正如一篇文章所言,"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核心技术",不是芯片,而是宽松的创新环境,自由的思想空间。"
我们热衷于"自主研发",但这不是喊喊口号撸撸袖子就能完成的,它跟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密切相关,而这些生态条件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创造出来的,以芯片研发为例,芯片靠研发,研发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要靠学区房……,这虽然是个段子,但也反映了现实的生态链。可惜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总是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宏伟蓝图里,对真实现状不自知,自以为是。对内,他们漠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把苦口良药当成别有用心,动辄就搞阶级斗争那套,对外,他们不讲规则没有契约精神,安然托大,忘其所以,既丢人又现眼。他们不知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当一个人把可贵的自由精神都丢掉时,那么他只能是个便宜货,一群便宜货,你又指望他们能创造出什么宝贵的东西吗?自由跟创造的关系不言而喻,"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说,"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听张教授的话,北大的岳昕同学就在做着这样的事,她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向北大校方申请公开20年前处分涉嫌性侵致女学生高岩自杀的沈阳教授的相关文件。结果不难想象,校方傲慢的态度之下,随之而来的是对学生"关心式"的维稳施压,喊来了学生的家长,辅导员在谈话中还怀疑提交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背后"有组织有预谋",怀疑这一行动受到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这要是当地派出所干的,我也能理解,这是一所中国著名高校的校方所为,这所高校一百多年前还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的,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学生还是那么优秀,校方却配不上学生了,也不知过几天哪来的脸面和勇气搞校庆。
4月21日,北大官方微博发了一段林语堂的话,"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这大概是北大的学生再给北大的校领导上课吧,北大的学生有这样的自由和胆量,而享受各级行政待遇的领导们则好像吓破了胆。网上有篇写这次事件里北大学生的文章叫《那些珍贵的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些年轻的北大学生当然显得可贵,他们不像那些便宜的老师一样,几块大洋就贱卖了自己的自由和勇气。不过是不是也该夸赞下那些珍贵的中年人,他们牵绊更多,他们追求可贵的东西时,需要付出和承担的更多,比如说在处理沈阳这件事上,南京大学文学院现任院长徐兴无教授,"在北大含糊其辞、上师大划清界限、南大校方本意息事宁人的情况下,以令人钦佩的原则、勇气和担当,与学院行政领导班子共同公开发布了建议沈阳辞去教职的通告,并向南大校方表明了态度。"在如此乌烟瘴气,奴才满地的高校里,徐院长风骨犹在。我还有几位中年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他们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他们没有什么身价,但他们身上有可贵的品质,你买不起。
在廉价的、劣质的便宜货横行的时代,我们更要坚持追求那些可贵的事物,我不知道那些沉浸在共享单车、快递外卖并引以为傲的人是如何想的,它们哪里值得激起你的民族自豪感?你的民族自豪感就这么廉价?不过还好,总比那些沉浸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制造芯片"里的人要正常一些。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富裕,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应该保有可贵的东西,不能轻易丢掉,更不能贱卖。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富裕,但我们的国家精神病院很多,有病早治疗。

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

费勇:张爱玲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而且再也不回来?

张爱玲



余光中六十年代有一首诗,叫《敲打乐》,有一句核心的句子: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何时,才停止无尽的争吵,我们/关于我的怯懦,你的贞操?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晚清以来中国的"个人"与"中国"这个概念之间的纠葛。

1918年冰心《去国》,主人公在美国学成后回到国内,连遭挫折,又决定返回美国,在赴美轮船上感叹:"祖国啊,不是我抛弃了你,而是你抛弃了我"。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天天望着天空想念祖国,一回到中国,就说:"这不是我的中华"。

1940年代老舍《茶馆》有悲愤一问:"我是爱这个国家的,但谁来爱我呢?"1950年代台湾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1980年代《苦恋》都从不同的角度回荡着这个沉痛的疑问。

1980年代白先勇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1940年代的留美学生,1949年没有回国,而另一个同学却回国报效祖国。主人公为此几十年来,深感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中国人的责任。不想在80年的某一天,在纽约偶遇了一个人,居然就是当年决然回国的那个爱国同学,现在却一脸沧桑,说经过文革,决定再次出走回到美国,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国。

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移民海外,慰为壮观,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族裔离散现象,用台湾诗人简政珍的话说:这是一部血泪翻腾的历史。用张爱玲的话,"乱世里的人,没有家"。




张爱玲成长于晚清破落的贵族家庭。一直游离于主流的"中国话语"之外,她的成名,以及她成名之后的生活,都在当时主流的文学圈之外。她对于政治的冷漠,对于日常生活的热情,让她一直很边缘。近现代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中国都很边缘。

张爱玲很少谈论中国,更多的是谈论上海。但是,到1946年,张爱玲写了一篇《中国的日夜》,好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沉"下来。她从买菜写起,写了中国社会几个常见的日常细节。最后,以这样一首诗结束:

我的路
走在自己的国土上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1949年,革命席卷中国。对于正在来临的巨变,张爱玲又犹豫又恐惧。1950年,她写《十八春》、《小艾》,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有意识地向"新社会"靠拢。而当时中共在华东的文化领导夏衍对她颇为欣赏,有意为她安排进"单位"。这是1949年后最大的变化:个人必须进入一个"单位"才能在生存下去。

1952年,张爱玲以回香港大学复学的理由申请去香港,获得批准,就立即去了香港。《浮花浪蕾》里洛贞回忆过罗湖桥的心情,大约也是张爱玲跨出大陆时的心情:"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墙板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硬一软。"




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过她的上海。再也没有回到大陆。用她小说里的话,也许是"再也回不去了"。事实上,她跨过罗湖桥,到了香港,起初想在香港定居下来,但她和香港大学之间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其它的因素,使得她最后还是离开了香港。很多年后,她给苏伟贞的信里,提到她对香港的感受:"香港人宗族性很强,排外(省人)。"

1955年她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香港起航,远赴美国,途径东京时,她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寄给香港的宋淇,有这么一句话:"别后我一路哭到房间,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根据柯灵的文章,得知张爱玲出走,夏衍先生"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柯灵又接着说:"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她的经历,她离开祖国是必然的,不可勉强的……试想,如果她不离开,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张爱玲离开中国,而且离开得非常彻底,再也不回来。1980年代大陆开放,如果她想回大陆,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不论在美国多么寂寞,都不能触动她起念重返上海。

张爱玲对于中国为什么这样决绝?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感触到内中缘由。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文学艺术界500多人出席。夏衍点名张爱玲作为代表。张爱玲在1949年前不喜欢参加官方活动,一般都是请辞。这次却不仅赴会,还盛装出席。当她进入灰会场,却发现只有自己穿着一身旗袍,其他的人,不论男男女女,都是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

可以想象一下,一片蓝灰色的中山装里,500多人的中山装海洋里,只有张爱玲,一袭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这个细节非常中国化,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服饰。钱穆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在台北讲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对比;"中国人喜欢讲合,西方人喜欢讲分。""英国人统治马来亚人多少年,马来亚人仍然是马来亚人,英国人统治香港一百年,但今天香港人仍是中国人,没有变成英国人。英国人只要统治你,并不要你改变成英国人。"相反,钱先生举了犹太人的例子,中国的犹太人都变成中国人了,而欧洲的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功能。这种同化功能美好的一面是所谓天下大同、其乐融融。但残酷的一面,第一,每一次的统一都是武力统一,从未有过和平协商统一;第二,在一个大家趋同并且崇尚权力的社会里,要想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要么自杀,要么学陶渊明做农民;第三,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毁灭性的破坏,而在同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获得帝位往往要杀一个或几个亲兄弟。每一个皇帝都有宠臣,但当他儿子继位,首先要杀的,往往是他父亲的宠臣;第四,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切都不确定。很少有贵族超过三代;第五,《红楼梦》写尽这种人治社会的悲凉。崇祯皇帝临死前说: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但千百年来,人们最高的梦想还是皇帝梦,而不论皇帝还是平民,从未有人去设法改变这种打打杀杀的状态。




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一直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她那位朋友说,这应该是四十年代左翼给张爱玲的压力。事实上,这应该是中国式的趋同压力,总有一种所谓的主流力量,要求你和他们一样。

张爱玲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国,一方面和她的个性有关,比如喜欢独居,不喜欢和人交往,对世道看得十分透彻,等等。另一方面,也和她对于中国社会深藏了一千年多来的那种破坏性力量的认知有关。她的身世,以及她的敏感,特别让她感受到这种破坏性。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秧歌》代表了张爱玲对于时代的非凡洞察力,后来的文革仿佛是一个印证。她说她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思想背景里有着惘惘的威胁。"惘惘的威胁"让她总是在不安里度过时光,因为不安,对于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留恋。

一般中国人对于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总是充满同情,认为她过的是一种落魄、孤单、寂寞的生活,却不知道跳出了中国式轮回和宿命,张爱玲在美国过的是一种平静的生活,一种安稳的日常生活,她不再害怕什么,也不再担心什么。

张爱玲在遗嘱里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任何荒凉之地(desolate spot)。1995年9月19日,她生前的朋友把她的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太平洋里。但无论如何,我们在历史但长河里回望,张爱玲的一生和她的书写,在暗涌着中国式的华美、细腻、暴戾、混乱。

——网友推荐

金雁:伯林的视角

柏林

不同的"现场观察"

苏联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颂扬,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等著名作家先后都被邀请访问苏联,这些人回去后无不交口称赞苏联的伟大成就。与这些文学家不同,有一个人的观察视角很独特,那就是以赛亚.伯林。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优势——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又有一种"跳出三界外"的旁观者清的深邃角度,因此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自如感和整体长视角。

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冷战铁幕下的苏联访问,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而且是有专人陪同只能让他到"指定的地点",但是嗅觉灵敏的伯林仍然能扑捉到"波将金村庄"背后的信息。

另外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 Stalin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90年代,几乎二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因此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敏锐眼光。

阅读伯林书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力透纸背。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

《苏联的心灵》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 
潘永强 刘北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7月出版

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四-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口号,类似于"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

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宁肯堆砌正确的"废话",也不要个性化的"片面正确"。

读了伯林的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

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国-家假装"为人民服务",人民假装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和为党工作,看谁蒙的过谁。这是这种体制下造成人的人格分裂和行为方式"双重化"表演,"苏联把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

伯林的报告之间的有机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苏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和驯服的基础上的。苏联的宣传材料和政治书籍常说,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成功地改造了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主动的融合到苏联政权中,又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心悦诚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但是从伯林的书中我们读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解读。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不能不知道。
     
"新雅各宾政权"的蜕变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不予政府合谋"的传统,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场使俄国文学界大师辈出,在19世纪文学家充当着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导致文学一枝独秀,使俄国文学曾有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称。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三年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凋敝化"更加严重,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 

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党内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地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LN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人们认为内战期间压制民主是为了保证"非常时期"的一致对外性,等形势缓和了自然会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

另外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多元"局面有略微恢复,当时虽然也有严厉地书报检查制度,但由于LN去世后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产以及"权力真空"集体领导时期,使布尔什维克的处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短时间昙花一现的"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文学试验"期。托洛茨基说,"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切尔文卢布

20年代上半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一度令知识分子充满希望,但是这种短暂的"文化复苏"还在"孵化期"时就戛然而止,"新雅各宾主义"的"猎巫运动"接踵而至。所以后来的俄国知识界将20年代中期视为俄国与苏联断裂导致"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总是说他们的"精神食粮"来自"俄国",来自19世纪以来的"俄国",俄国才是他们真正家园和避难所。他们是属于俄国的,从来不说自己是属于苏联的。

1928年Stalin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由于合法性缺失,使他一直有一种"安全焦虑症",一方面"早产"的俄国革命指望"世界无产阶级"的"后续行动"的希望落空,苏联的"孤岛"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另外,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被到了极致,所有的人都神经紧绷到极致。

在 Stalin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 他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和衣钵传人,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迈出"对他不效忠"的个人和团体,苏-共的历史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蛊惑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而是走向了自己反面。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词藻的外衣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这种社会背景,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政权的暴力手段一点点蔓延开来,从对敌人发展到"灰色地带",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不但可以随便践踏非无产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

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已经超过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甚至比它所推翻的对象还要变本加厉。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沙皇专制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抄袭"了旧制度恶劣残暴不人道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结果与"单专政"形成绝妙地讽刺,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被"敌人围困""妖魔作祟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权力集中而无限期地推迟。

虽然掌权者心知肚明苏联的国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分离,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就是要最终形成"体制与社会集体性的默契合谋"。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
(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

—— 秦川雁塔

qhjy_gzh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