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7年8月19日星期六

丁学良口述:为邓小平“8·18讲话”写“奉命文章”

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丁学良撰写的阐发邓小平"8·18"讲话要点的文章《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学CCOI顾问。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定价一元。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文选出版后,要对其中最重要的议题组织写文章,阐发要点,受命出面组织的是《人民日报》。这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1977年起的大转折年代发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邓"8·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当时,中央书记处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习仲勋。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比如农村改革主题找的是副总理万里,写承包制的来龙去脉,等等。
有两个主题找人很难,一是军队改革。有的人思想开明,但资历不够老,那时部队里很讲论资排辈,别人一问就是:长征时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极端,部队要讲团结,几方面都能接受为好。最后是李德生写军队改革的文章,他参加过长征,资历不算最老,但毛当年对他印象很好。毛表扬李,说你是个政治将军,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刘邓大军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长),所以李是各方都认可的。
邓"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把我叫去说这个事,是在于光远的副手苏绍智家里,他邻居是汪道涵。在苏的大客厅里有两部电话,于光远、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几个理论界老前辈一个个跟我在电话里讲怎么写才合适,怎么把好尺度,既能发表出来,又要有新意,为推进政治改革讲清道理。他们教我千万要拿捏好分寸,但没跟我讲写这篇文章后面的那些内幕风险,我后来才知道详情的。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刊登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的《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胡耀邦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人,包括习仲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温故是为了知新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朱夏莲: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分析人士之一认为,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出6.8万亿美元,并警告称,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使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朱夏莲(Charlene Chu)曾效力于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那里建立了中国银行业分析师的声誉,她是最早警告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带来风险的人士之一。
如今,她最先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如对于中国各银行把高风险信贷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担忧,已成为分析师们的共识。
"大家都知道中国存在一个信贷问题,但我发现人们经常忘记问题有多大。这个问题对全球都很重要,"身在纽约的朱夏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朱夏莲在2014年离开惠誉,协助建立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业务,该公司专业分析金融机构。
朱夏莲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为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五倍以上。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远高于上述两类贷款在6月底5.3%的官方比例。
中国的借款问题在本周受到关注,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如下问题发出警告:北京不愿意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
IMF把北京方面容忍高债务水平归咎于其在2010年至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规模翻番的目标。"中国当局将为实现2020年GDP目标采取一切必要行动,"IMF表示。
朱夏莲从2011年起受到关注,原因是她对中国债务总额作出了自己的估算,在央行数据基础上加上了她自己对官方数据没有捕捉到的隐藏信贷的评估。
朱夏莲是最悲观的中国观察家之一,也有一些分析师质疑她的方法。尤其是,她得出的51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估算结果,是基于11个其他经济体的平均信贷损失,这些经济体以往经历过与中国可比的快速债务增加,包括1985年至1997年的日本,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美国。
但北京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国经济学家陈龙表示,这种方法隐含地假定中国最终会发生经济崩溃。
陈龙认为,信贷损失与经济表现高度关联:不良贷款在增长放缓时上升。如果中国能够防止一场急剧下滑,信贷损失将会小得多,尽管杠杆出现不寻常的上升。
"如果发生经济崩溃,当然会有大量的信贷损失。没有人不同意那一点。但问题是崩溃会不会真的发生。她认为那是一个免不了的结果,"他说。
他说,朱夏莲未能考虑本世纪头10年的韩国,以及1997年后的日本等案例,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债务迅猛增加,却都没有损害经济增长。
朱夏莲承认,眼下看不出急性危机迫在眉睫的迹象。中国政府对借款人和贷款人双方的影响,使其能够把问题的爆发大大推迟——这是更大程度上由市场驱动的系统所不可能做到的。
北京方面可以下令国有银行继续向亏损的僵尸企业(或者依靠短期银行同业拆借资金的较小银行)放贷。
但朱夏莲表示,相比在经济主体单纯针对市场激励作出回应的经济体中,拥有避免承认损失的能力,会使问题发酵地更久,同时变地更大。
"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当局是如何策划一切的," 她表示,"优点是这样能创造稳定性。缺点在于它可能酿成一个人们本以为绝不可能的大问题。我们正在进入这一境地。"
——FT中文版


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

王丹致黃之鋒的公開信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之鋒:



按理說,跟你寫這封信,我應當充滿憤怒,難過和不捨;按理說,我應當讓各種情緒在心中糾結翻滾。但是我沒有。在你走進監獄的此刻,我寫這封信給你,我心理非常平靜。這是因為,我知道,此時此刻的你,內心一定也是非常的平靜。



認識你的時候你才16歲,幾年下來,對你的了解越來越深,所以我才有這個信心:我知道,你內心會非常平靜。對於一個因為政治原因而坐牢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保持內心平靜更重要的了。我也相信你一定已經做好了入獄的思想準備。你也一定知道,政治反抗的道路上,監獄是很難繞過的障礙。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其實,我的叮囑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既然進去監獄了,就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首先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的讀一些書。天下沒有比監獄更好的讀書環境了,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儘量爭取多看書。對你來說,未來的路還很長,要堅持下去需要內功的修為。而這份內功,主要就是通過閱讀來修煉的。



充分利用每一分鐘去多看書,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提升你的思考能力,它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好處,就是會讓你面對這樣沒有自由的環境,能夠經由閱讀,在自己的內心建設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殿堂。請一定要努力讓自己多沉浸在這個你自己建設的精神世界中,這樣你就可以不用理會太多外在的壓力。而且你知道嗎?這樣,時間也會過得快一些。多讀書吧,讓你的朋友給你送大量的書進來。我也會給你送書的。



其次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鍛鍊身體。看到這裡你可能會笑起來,你可能會認為你還年輕,身體完全可以支撐監牢生活的煎熬。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當年我坐牢的時候,也覺得身體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逐漸到了中年,我才慢慢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竟不如很多同齡人,我認為這還是跟我年輕時坐牢有關的。坐牢對人身體健康造成的傷害,往往不會直接體現出來,但它會在你的身體沉澱下來,形成暗藏的傷害。



人在監獄中,難免會有情緒的波動,這些也是對健康的傷害。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多運動,要給自己排一個時間表,養成每天固定運動的習慣。你太瘦弱了,如果能夠用這半年,把監獄當成健身房,出來的時候成為一個更加健壯的青年,我覺得也是對於極權政府的一個小小的報復呢。



最後,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進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香港已經進入黑暗的時代了,你們這些年輕一代身上的擔子會更重,你們面對的黑暗力量更是很難對付。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需要好好想想。在外面的時候,你的思考會受到很多干擾;在監獄中思考,你反倒更可以在安靜的環境中認真對面對自己,給自己的未來制定一些計劃。這畢竟是你自己的一生,還是要你自己決定。趁這個機會,想多一些,想遠一些,未嘗不是好事。



好啦,我要說的,其實也就是這些。雖然我知道就算我不說,你也會做到;但是我不說,我自己會覺得內疚,你就當做是為了我,聽聽我的嘮叨吧。



之鋒你保重。等你歸來!

胡少江:在政治抗争的同时坚守香港法治

图: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左二)罗冠聪(左一)、周永康三人,入狱六到八个月

昨天,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进行宣判,判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监禁六个月、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监禁七个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前常委罗冠聪监禁八个月。他们的罪名分别是"参与非法集结"和"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这个案件本来在去年八月已经由地区法院进行判决,当时分别对三人判以社区服务和缓刑。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认为量刑过轻,向高院提出刑期覆核上诉,最终导致高院这次更改量刑。
无疑,这是一个有著浓厚政治色彩的案件。两年前的抗议行动是一个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在运动中一些学生领袖和抗议者的过激行为的确违反了法律,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法律惩处无可厚非。我从来都认为那场抗议运动是一场香港民众要求民主权利的正义运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激烈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压制民主的顽固立场和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挑衅态度;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事实的另一方面,即一些抗议中的行为违反了香港法律。
正因为如此,我在道义上坚决声援两年前的市民抗议运动;同时我也认可法院对有些抗议者作出的违法认定并且加以适当的处罚。其实,这些学生领袖和其他运动参与者也是知道这个后果的。他们并不主张暴力,而且也做好了牺牲个人自由、承当法律后果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政治抗议者的理性选择,也可谓求仁得仁,对此我给予理解和支持。我敬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勇气,期待他们平静地接受判决,以此向社会昭示他们对道义的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公民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命的行为并不罕见,其中包括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也包括历史上一些受歧视的弱势种族和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兼具政治诉求的正义性和违反当时既有法律的双重性质。他们有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或者是为了凸显现有法律的不合理性,从而要求更改一些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或者是为了显示他们在现有政治制度下的绝望,期待以激烈的行动来唤醒和警示当局和民众。
中央和港府在政治立场上的非正义性十分明显。但是我仍然主张在反对政治不公的同时坚守法治,并且坚持认为这是香港人民的利益所在。我这样主张首先是因为香港有一个基本良好的法律体系,而且有一个基本守法的执法系统。前不久法院对非法殴打示威青年的七位警察和对前特首以及其他受贿高官的依法惩处都证明了香港法院执法的公正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在警察殴打示威者一案中无视法律的建制派,如今却齐声要求法院对抗议者进行严厉判决。
我希望在政治抗议的同时坚守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假如香港的法律制度遭到破坏,从中得到最大益处的是大权在握的北京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藐视法律、为所欲为的那一套复制到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地破坏香港的法治,从派遣特务越境绑架这样的下流伎俩,到公然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和违反基本法这样的胆大妄为,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的最大危险。
毫无疑问,港府律政司在这个具体案件中的所作所为有著明显的政治动机,我也十分藐视他们的政治动机。但是他们采取起诉和上诉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而法院对这些年轻人的违法认定也是有著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法律条文的合理性应该是政治层面解决的问题,但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认定则是执法者的职责。我希望香港未来的政治抗议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且相信这样的政治抗议一定会赢得更多香港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RFA

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

未普: 言论控制越收越紧——十九大动向之三

被京师范大学解聘的副教授史杰鹏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采取各种方式紧缩言论。在十九大即将到来之际,言论紧缩的趋势越发明显。整个言论界和舆论界除了官媒一花独放之外,几乎已是万马齐喑。

言论紧缩在教育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进入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有好几个教授或副教授因为发表"错误言论"而被解职或被处分。一月,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因为"多次在其新浪个人微博中贴发"错误言论",而被行政记过并处分,他被要求"停止其在校内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

近期又有两例。7月底,北京师范大学解聘了副教授史杰鹏,理由是,史杰鹏"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人大教授张鸣为此而批评校方的做法,其微博随后被禁言180天。8月初,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政府解聘在党校挂职的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副教授李默海的职务,山东工商学院随后责令李默海"停职检查",理由是他"在网络上发布错误言论"。

言论紧缩在党内也不例外。8月1号中共中央公布新规定,下令对8千9百万党员的言行和互联网活动加强监管。该规定一方面禁止党员干部发表和传播有损中共形像、政策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和言论,一方面严禁党员干部登陆"违禁"海外网站。近来,中共党员干部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惩处的例子屡屡传出。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左春和,就因发表错误言论被免职。

发表错误言论是这些教授、官员被解聘被处分的共同原因。什么是错误言论?从他们的言论看,批评毛泽东是错误言论,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是错误言论,批评党史是错误言论,批评中共树立的英雄人物是错误言论,批评公有制是错误言论,传播党和国家的负面信息是错误言论,批评"人民"是个虚假概念也是错误言论,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更是错误言论。

错误言论何其之多,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北师大对史杰鹏的指控"逾越了意识形态管理红线",提供了一条判定标准。这就是说,中共有一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凡是逾越了这条红线的都是错误言论。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这让人联想起四年前,一份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9号文件,其中的"七不讲",很可能就是北师大称道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管理红线"。"七不讲"包括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司法独立。

这份文件是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在各高校传达,事后一些高校不敢公开承认,也许是因为这个"七不讲"实在太逆历史潮流了。今天,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四年前在高校鬼鬼祟祟传达的"七不讲",就是这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这条任意伸展的红线也是当下言论紧缩的始作俑者,而"红线"的始作俑者,谁都知道,是今上习近平。

如果说四年前的中共对"七不讲"还犹抱琵笆半遮面,2017年的中共已经堂而皇之地公开祭出强力灌输意识形态的大旗。7月19日,北京网信办约谈搜狐、网易、凤凰、腾讯、百度等知名网站负责人,责令网站立即对自媒体在"曲解政策违背正确导向"、"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等方面,进行清理,并要求他们灌输爱国主义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所有关于社会弊端、时政、历史、人物等议题,只要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就属于"错误言论";这条"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可以随著党的意志,任意伸展。第二,中共用这条任意伸展的红线整治知识分子,整治党员干部,整治自媒体和网络;在这条红线下,学校已无学术自由,互联网和微信的自由已经大打折扣。第三,"意识形态管理红线"在2017年进一步延伸,是为十九大造势;十九大要开成一个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拥护习核心的大会,任何不一样的声音都不被允许,舆论一律显然是必要条件。


——RFA

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请以凡人来看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殉难的杰出诗人刘晓波


         
                                                        
         刘晓波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凡人。许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六四"後逃出了中国,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刘晓波却遭到了监禁,并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1993年後,正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刘霞,使刘晓波获得重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刘晓波被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刘晓波遭受长期迫害而去世的今天,中国和全世界无数人士悼念他、纪念他,但海外围绕他却发生了许多争议。有人宣称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对他如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如何全面地评价他,对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刘晓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众视野。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向美学权威李泽厚 挑战;二是在六四大屠杀前夕,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宣布绝食;三是创建独立笔会和民主中国网刊;四是因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奖并被迫害致死。
                      刘晓波刘霞
              青年时代向李泽厚挑战
              李泽厚比刘晓波年长二十五岁,是中国著名的哲家学、美学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作品,影響巨大。在文革前,我就与李泽厚同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开始时,李泽厚三十六岁,当时他够不上"学术权威",也不是"造反派",大体上属于逍遥派。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哲学所几十人住同一大间军队营房,每天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所有人都只允许在自己床位前读毛选和马列,我当时把马列当作历史来读,而李泽厚不简单在于,居然在毛选下放一本康德哲学的书,军宣队走过他床位前时,他读毛选,军宣队不在时他读康德。李泽厚的学术成就是他几十年积累的成果,作为哲学界的同行,当时无人会向李泽厚挑战。文革后几年刘宾雁调入哲学所,在外国哲学研究室作翻译,他对李泽厚也只有钦佩之情。一九八六年,刘晓波在《中国》七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向李泽厚提出挑战。
            李泽厚诉诸康德和黑格尔,建立了"理性积淀说"这一美学理论,刘晓波则引证弗洛伊德和萨特,建立了可以称为"个体突破说"的美学理论。这里不谈这两种理论的具体内容,我要指出的是,李泽厚长期在诉诸理性的哲学界生活,突然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诗人般的美学研究者刘晓波,理性主义的李泽厚怎么能够与充满强烈突破愿望的刘晓波进行交手呢?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中说:"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
                     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灭亡的起点。
          刘晓波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方式,可以从《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中找到答案。刘晓波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刘晓波写道:"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纵览刘晓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刘晓波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目标,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在天安门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运动中,如何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著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麽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张伯笠、李录、熊焱、项小吉等因当时参与对话而广为人知。天安门广场几千名大学生的绝食,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但不可能有一位没有参加对话的绝食学生会被人们注意。刘晓波对重大历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一种"为刘晓波留下痕迹"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视的群众运动。就像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引起美学界注意一样,刘晓波以"四君子绝食"的方式引起全世界对他的注意,而且刘晓波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说法写进 《绝食宣言》。刘晓波这些与众不同的作为,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他"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张伯笠要我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作了演讲後,有两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帮助我离开了当时人山人海的广场,十一时多回到建国门家中。这时大屠杀已经在复兴门外远处开始。六四大屠杀,不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把数以万计的和平抗议者关进监狱。刘晓波勇敢面对红色恐怖,遭到了逮捕,我却在六四上午逃离了北京。
         学卢梭《忏悔录》另辟蹊径
       "六四大屠杀"後两天,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報》發表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但劉曉波在压力下竟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上作證,说没有到見解放军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一九九0年九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一九九二年,在台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他自己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是了解刘晓波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刘晓波的《忏悔录》。我觉得刘晓波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丧失信心,他企图另辟蹊径,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归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涯,为自己在政治以外开辟一条新路。
      卢梭《忏悔录》封面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独白 封面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内有许多刘晓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刘晓波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著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刘晓波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像卢梭一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像给刘霞写情诗一样,怀着他所认为的"大爱"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完全是一个追求内心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家的"獨白"。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後,许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而历尽苦难的人,竟然把刘晓波多年来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獨白",错当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而对刘晓波大加指责。这正是现在对"我没有敌人"无尽争论的重要原因。
           刘晓波的重新振作和转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刘晓波以及其後他的表现,广为人知。他出狱後,正是由于他看到天安门母亲多年的苦难,在丁子霖、蒋培坤的影响下,在与北京与他一样的六四受难者的交往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为六四翻案呼吁,为中国前途写作。王军涛说,天安门母亲改变了刘晓波,使他从一个"狂人"转变为为中国民主前途奋斗的勇敢的战士。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也是促成刘晓波转变的一个原因。六四後,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刘霞进入了刘晓波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刘晓波因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而遭到软禁,后来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到大连去探望刘晓波。刘霞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她不屑现实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从刘晓波和刘霞两人的诗,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刘霞在《风 —— 给晓波》里写道: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在《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里写道:
                          你对我说
                         一切都能承担
                         你顽固地让眼睛对着太阳
                        直到失明化为一团火焰
                        火焰把海水全部化为盐
                        亲爱的,让我隔着黑暗对你说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骨碴会划破信纸
                      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字
                      碎裂的笔触刺痛了你
                       烧灼中的不眠之夜
                       让你为自己而惊奇
                      一块石头承担了天地
                      以其坚硬猛击我的后脑
                       白色的药片由脑浆制成
                       毒死我们的爱
                       再用这中毒的爱
                       毒死我们自己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和刘霞在大连劳教所中领取了结婚证书,正式成为夫妻,刘霞便以妻子的身分到劳教所探望丈夫。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后,两人在北京定居,刘晓波从事自由写作。从这时到二00八年,是刘晓波刘霞陪在警察和国安监视下,一面为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网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而努力,一面与刘霞一同追求为超脱现实痛苦的生活。         
                         零八宪章的唯一献身者
       《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走向民主的伟大宪章,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国内第一批簽署者有張祖樺、劉曉波丁子霖劉軍寧、江棋生、温克坚、高瑜等三0三人。国外的第一批簽署者有方励之、郑义、王军涛、杨建利、王丹、苏晓康、严家祺等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後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法学和宪法理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在二00五年就已经写就了后来称为《零八宪章》的几万字文稿。艾晓明在二0一0年四月二日与刘霞在视频上有一次对话。刘霞说对艾晓明说:"《零八宪章》不是晓波起草的。"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时,她在三年前就已经看到《零八宪章》"这个东西"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溜着"。
        為了紀念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原定二00八年十二月十日這一天在北京舉行会议,發表《零八憲章》。在十二月八日这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因被监禁和参与《0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00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 张祖桦说:" 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08宪章 封面                                          
         张祖桦虽然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全中国和全世界巨大影响与劉曉波丁子霖密切相关。正是丁子霖希望劉曉波联系更多人签名,《零八宪章》才获得许多人签名。六四受难者江棋生在回忆刘晓波时说:"在零八宪章最后定稿的时候,我加上了一句话,就是'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句话我加了以后,晓波很高兴,放进去了后来的签署人都认同了。"
        现在一些人说《零八宪章》是"向皇帝上书",江棋生说的好:"《零八宪章》不是向皇帝上书,不是向皇帝谏言。零八宪章是说给全社会听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要促成一党专制制度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文本。"刘晓波不仅是六四受难者,而且是唯一一位为《零八宪章》献出了生命的人。
         在整个人类史上,并不是所有首脑人物都有改造世界的大志,胡锦涛作为一个首脑人物,是一个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懦弱无能、欺软怕硬的人物。胡锦涛视野是卓娅和苏拉,居然把一个仅仅追求言论自由的作家、诗人刘晓波投入监狱,同时也因刘晓波被监禁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二0一二年十二月,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三天後,我写了一篇《中华民族复兴的四大步骤》,希望刚刚当选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能够听取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释放刘晓波。我在文章中说: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三天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是代表了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医学、文学领域和为促进世界和平,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无意与关押刘晓波的中国政府过不去,他们是凭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定刘晓波的"罪状"是因为发表了胡温政权不容的"言论",是"以言治罪"。从一六一六年开始,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扬罗马教会所不容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会认为"违背圣经",受到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定罪刘晓波与定罪伽利略一样,都是扼杀人类的自由思想。中国至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经济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充分的思想自由,以致在科学领域人们的思想也受到无形的束缚。中国在清王朝灭亡一个世纪後至今走不出"治乱循环",其首要原因,就是到今天的中国,都不容许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大脑去探索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任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都被与"颠覆政权"联系起来。所以,"以言治罪"的目的是维护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维护专制。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变成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三件事没有完成,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三是,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刘晓波的一生,不仅是为中国民主化、而且实质上是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斗一生,是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的人。
     刘晓波的負疚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的政治,是复杂而残酷的政治。宫廷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被杀"的方式有十多种。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胡锦涛胆小如鼠、无所作为,除了性格和能力外,主要是深知中国首脑职业的高危性,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皇帝、共产党首脑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共产党首脑人物为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自知,所以,共产党首脑人物的家庭大都支离破碎,毛泽东追求独裁权力,导致江青在他身後被判处无期徒刑、自杀身亡,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这是全人类的至理名言。           然而,刘晓波不知道,在专制政治下,任何特立独行都不容许,当他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时,却给他的妻子、儿子和所有亲人带来了无穷尽的不幸。当然,刘晓波和他亲人的不幸的制造者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但刘晓波没有躲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刘晓波才焕然觉醒,他對前妻陶力,感到"對不起她",對劉霞"充滿負疚歉意"。劉曉波前妻陶力,他們在中學開始相戀。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寫道:"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着心;在驚嚇中渡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劉曉波又提到:"當我在廣場上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過她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還在滴血。因此,陶力與我離婚,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我從事民權運動,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無非痛苦、驚怖、焦慮,而她不但病骨支離,還要勉力撫養孩子,和我離婚,是合理合情的。"
       劉曉波曾說:"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在千百個女人的身上發掘不同的美。"直到與劉霞相愛,刘晓波才有改变。他說:"如今,我終於在一個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劉曉波由八十年代的風流浪子,蛻變成專情的丈夫。劉曉波於二0一0年入獄前發表的《我沒有敵人》文章,表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就是得到了妻子劉霞無私的愛。他又寫道: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
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
你的愛,
就是超越高牆、
穿透鐵窗的陽光,
扶摸我的每寸皮膚,
溫暖我的每個細胞,
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
充滿了負疚和歉意,
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撼天动地,超越監獄的枷鎖,傳達到對方心中。
         有一位长期遭受监禁的、受苦受难的民运人士在刘晓波去世後在网上撰文说,"七年前,刘晓波以欺世盗名的手段,骗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事实是,刘晓波本人丝毫没有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想法。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後,杨建利、李晓蓉等人与哈维尔、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由哈维尔、达赖喇嘛等人提名,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与他写给刘霞的爱情诗一样,并不是为制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是为成就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而写的。二0一二年十二月, 当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今年六月,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刘晓波和他病弱的妻子刘霞到美国治疗。习近平竟然置若罔闻。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凸显了充满人性弱点的刘晓波追求爱情和"大爱"的伟大。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贤人"是道德境界的标准,"贤"就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理解。"刘晓波不比印度的特蕾莎修女,还没有"成圣"。刘晓波是一位寻常人,是为追求爱情和"大爱"、为《零八宪章》献出生命的"大写的人"。共产党要把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宣布"我没有敌人"、崇尚爱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关进监狱并置于死地,这为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哀之上添加了新的悲哀。正如刘晓波的挚友陈军所说:"因为刘晓波,我们時代在对良知的守卫上才没有崩塌。刘晓波对苦难的见证,黑暗中的坚守,以自己的殉道将中华民族的苦难提高到了人类共同记忆的高度,同时也为我们几代人的共同追求及理想注入了一种更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美。"                
   (写于2017-7-27 ,Washington DC,本文刊于香港《前哨》杂志2017-9-1,现在发表有个别地方补充改动)
刘霞:我厌倦了(2016-9)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 我的白色药片
我厌倦了 我对你的笑
我厌倦了 火车上的厕所
我厌倦了 你的名声
我厌倦了 我的心累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 只能看不能走的路
我厌倦了 肮脏的天空
我厌倦了 哭泣
我厌倦了 所谓一尘不染的生活
我厌倦了 虚假的语言
我厌倦了 植物死去
我厌倦了 无眠的夜晚
我厌倦了 空空的信箱
我厌倦了 所有的责骂
我厌倦了 失语的年年月月
我厌倦了 身上醒目的红字
我厌倦了 牢笼
我的爱我厌倦了                 
——
  香港《前哨》杂志2017-9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