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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

毛思迪: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

图:毛思迪(STEVEN MOSH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VEN_W._MOSHER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提出,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是美国的国防重点。与此同时,美国一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他在自己的 新书说,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皇权(极权)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消失,受极权文化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期望建立"大同世界",而这将威胁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和自由的世界秩序,他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
秦始皇的"大一统"仍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外交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秦代兵马俑博物馆里,兵马俑排兵布阵。(2018年1月8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秦代兵马俑博物馆里,兵马俑排兵布阵。(2018年1月8日)
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毛思迪(Steven Mosher)是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在自己的新书《 亚洲的霸凌者: 为什么中国对世界秩序是新的威胁》中指出,中国的"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威胁着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
毛思迪的书别开生面,他没有强调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带来的威胁,相反,他从中国2000年来的皇权(极权)文化谈起。他认为秦始皇2000多年前建立的极权文化和"大一统"的思想并没有消失。这种文化和思想不仅在中国现代领导人身上体现,也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而正是这种"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才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
他在书中写道:"大汉族主义者对秦始皇对人类犯下的暴行熟视无睹,相反,他们认为,他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和无序',给'天下'带来了'太平'。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把'天下'置于一个严密控制的政体中,从而结束几百年的纷乱,而不是'太平'是否掌握在一个'警察国家'手中"。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秦始皇大一统文化的最现代的体现。现代的中国仍然希望将"天下"纳入自己的影响力之下。毛思迪说,这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妥协,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西藏高原以及其他地方进行领土扩张的原因。他说,因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张,"大一统"才能最终实现。
毛思迪说,中国希望自己的"善意的统治"达到更远的地方。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建立"大同世界"。他说,这样一种说法其实在暗示,中国希望让未来的世界快乐地臣服于中国"党国"的"善意的统治"之下。
毛思迪在书中援引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说法。胡鞍钢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说,实现"大同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梦"。
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
毛思迪在新书的第一章直指,正是因为这个"大同世界"梦,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为它将对美国及其所捍卫的文明形成威胁。相比之下,"伊斯兰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只是"疥癣之疾",因为这些国家和组织无力也无意愿撼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
他在书中列出了这个被他称为"心腹之患"的国家的几个特征:
第一:这个国家发明了极权政治,让个人完全臣服于国家,而且直至现在,这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着政治暴君。
第二:这个国家创建了自己的高度文明,在它的想象中,自己的文明超越西方以及世界其他文明可以提供的任何一切。
第三:这个国家还认为,由于自己的文化更高级,全世界都要遵从它。
第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管理着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帝国,并鼓吹他们的种族高于其他种族。
第五:这个国家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区域霸权,因此,他们认定自己有权再次凌驾区域之上。
第六:这个国家认定西方给自己带来了屈辱,并让这种屈辱燃烧成为举国上下复仇的欲望。
第七:这个国家有自恋的梦想,梦想把世界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
第八:这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儿童,现在的霸权国家(美国)阻碍自己实现梦想。
第九:这个国家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不公平,因此他们认为,通过不履行自己签署的协议等欺骗手段获得某种主导地位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体现出自己的聪明和高级。
第十:这个国家不仅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而且还真正出版过地图展示,自己可以把美国摧毁到什么程度。
第十一:这个国家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国际秩序
第十二: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新的秩序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习近平是"红色皇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仪式上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烈士纪念日送了花篮(2017年9月3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仪式上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烈士纪念日送了花篮(2017年9月30日)
毛思迪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中国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政敌,搞个人崇拜,巩固了权力,俨然成为中国新一代"霸主"。他认为习近平会继续第三个任期,至少在10年任期届满后,通过"傀儡"继续操控中国政坛。
毛思迪说,如果说中国有霸权的欲望,那是因为中国现在被一个"霸主"领导。
他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不管美国做出如何的妥协,中国绝不会甘居"老二",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中美共治,而是让全球臣服于中国的力量。
他星期三(1月17日)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称习近平是"红色皇帝"。
打"台湾牌"阻止中国的扩张
毛思迪说,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中国的"党国"体制,如果得不到控制,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沦丧,而意味着以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权尊重的普世价值的沦丧。
他建议美国打"台湾牌"来阻止中国的扩张,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世界梦"。他说,40多年来,美国一直在"牺牲"台湾,以为以此可以让中国从一个"极权"政权和平演变成一个至少能称得上是"威权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公民社会得以发展,但是,事实却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他说,从此之后,美国应该疏远独裁的中国,接近民主的台湾,这不仅是战术需要,也是战略的需要。他说,从军事上说,台湾不仅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阻止中国冲破"第一岛链";从政治上来说,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更是对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形成生存威胁。他说,川普政府在上任六月后,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武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VOA

胡少江:对中国2017年经济数据的另类解读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经济增长的初步数据。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去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同比增长6.9%,超过了年初6.5%的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昨天(18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经济作出了非常乐观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六年来首次出现加速现象,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并将这些都看作是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好兆头。

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中国的官方对经济发展前景从来都是乐观的,与此同时,官员们在解读经济数据的时候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一些对官方形象不利的重要信息。在初步阅读了中国官方数据之后,我在这里想将体现在中国官方数据中、但是被中国官员回避解读或者有意错误解读的一些负面信息进行一些初步分析,以便让读者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缺陷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首先,中国官方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解释互相矛盾。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为8.3%,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增长率为6.5%,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低零点四个百分点。虽然官方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考虑到城镇居民总数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中国总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应该明显低于6.9%。这与中国官方公布的总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的数据是矛盾的。

第二,中国的消费增长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消费还没有成为推动增长的主体。2017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22元,名义增长为7.1%,扣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增长率为5.4%,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一点五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才4.1%,只相当于整体经济增长率的60%左右;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也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增值率的零点一个百分点。

第三,从投资的增长数据看,中国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格局没有变化。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7.2%,高于总体经济增长。从结构上看︰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增长为10.1%,不仅高于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反,民间投资的增长则低于总体经济的增长。此外,在所有投资中,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是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三倍左右,而体现民间投资意愿的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则大大低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在中国的宏观调节过程中,市场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相反,最立竿见影、最有成效的手段仍然是政府直接干预。例如,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抑制了大中城市的房屋价格上涨,在这方面市场并不是主导者。此外,中国的节能限产也基本上是通过政府直接命令来实现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保护的通常是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而经济利益遭到比较大损害的则是那些没有后台的民营企业。

对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全面和深入解读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例如,在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增长低于总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询问,究竟经济中的哪一个部分的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呢?除了居民收入之外,其他的主要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国家税收等。我们目前还无法看到税收增长的数据,但是我完全可以预期,国有企业收入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应该是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这对也是经济数据对政府强势主导经济的一个证明。


——RFA

陈光寒:试金石——《反右运动 55周年留言集》


记得报刊上有两条讯息,曾引起我的关注。
一条是美国政府对二战期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曾下令将日裔公民和日侨集中于居留地予以监管的侵权行为公开道歉并予以巨额赔偿。另一条是德国政府对二战期间纳粹政府强迫犹太人和被占领国的人民服劳役的侵权行为至今仍在继续赔偿。
反观我国,在"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某伟人的豪言壮语)的暴力施政中,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多少人间悲剧啊!时至今日,有几件得到了平反?有几人获得了赔偿?即便是公开承认扩大了的"反右斗争",那些被"扩大"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受害者,有谁听到了一声郑重的道歉?两相比较,显出了巨大的文明差距,巨大的软实力差距。
林肯曾经把他的国家政权性质定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以这件不惜巨资赔偿人权严重受侵犯的敌裔公民和敌侨的负责任的举措来印证,确实名实相符,令人信服。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先进人士如郭嵩焘、严复等就认识到:夷人之长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政治制度。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远不能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现在的领导人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不能实践诺言?一个重要的试金石便是:有没有决心和魄力排除干扰,平反建国以来人为制造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冤假错案?有,请从向55万错划的右派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开始。

小传1930生于江西进贤。幼年辗转于逃难途中。1946年就读于心远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向往解放。1949年弃南大外文系而入军大。半年后被改造成满脑"浆糊"者而派往38军当教员。韩战爆发,随军从事战勤工作三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夕,以莫须有的口实发一张火车票遣返。1953年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1957年"浆糊脑袋"开始稀释,未待稀释完毕,便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团籍。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肇东师范当教师,生活费18元。1959下放农村之后转至机关综合厂改造,备尝了艰苦与屈辱。1961国庆,经甄别后重操旧业,工资43元。1963年秋调江西龙南中学,工资50元。1968年清队又算"旧账",在"牛棚"改造三年后,重戴上右派帽子开除下放。1974年经复查后撤消原处分,却又以解放前夕曾参加心远应变会组织的护校和迎接解放活动为由给予"开除留用每月生活费30元"的处分。1978年右派"改正",恢复每月50元的工资待遇。1992年退休。退休后细思前尘,既为自己的蹉跎岁月而痛惜,更为自己和千千万万与自己一样的蚁民们任凭权力的愚弄和蹂躏而悲愤,于是忍不住拿起秃笔,将满腔的痛惜和悲愤心情倾泄出来,以遗后世,以儆后人,但不知何日得问世耳。(已完成三部:《逐客之歌》、《覆巢记》、《桃源梦》)。


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

中国:打压人权扩及全球——言论、网络、少数民族权利遭更严厉限制


新闻稿


中国:打压人权扩及全球
言论、网络、少数民族权利遭更严厉限制

(纽约,2018118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指出,2017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府对人权的持续性打压在境内、境外均进一步扩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在重兵看守下死于医院,凸显当局对人民权利的深切蔑视。中国利用本身日益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层面上对人权保障造成威胁。

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刑11年,服刑近9年后,因癌症病逝于沈阳医院,生前遭国家安全人员严密包围。住院期间,有关当局将刘晓波、刘霞夫妇隔离,不让家属和支持者探视,并拒绝刘晓波出国就医的要求。刘晓波过世后,刘霞遭当局强迫失踪

"中国当局千方百计对和平的人权行动加以残酷打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其第二个五年任期,中国人权短期内前途黯淡。"

这是人权观察第28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43页,检视90馀国人权实践。在导言中,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写道,诸多政治领导人愿意为人权原则挺身而出,可见抵制威权民粹主义政治议程是可能的。靠着动员公众和有力的多边行动者,这些领导人让我们看到反人权政府的崛起绝非不可避免。

北京在2017年将更多人权护卫者──包括外籍人士──送上审判秀舞台。公安机关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剥夺他们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切断对外联络长达数月。律师王全璋和维权人士吴淦在20157月全国性镇压中被捕,今仍被公安羁押。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被判刑五年,律师江天勇获刑两年,两人罪名同为"颠覆国家政权"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也在加强打压言论自由。当局禁止未经许可的翻墙工具,这种工具帮助网络用户避开政府审查。广东一男子因兜售虚拟专用网络(VPN)被判刑9个月。科技大厂苹果电脑证实,为遵守中国政府规定,2017年共有674VPN商品被中国区苹果网络商店下架。有关当局还施压外国学术出版社──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在中国境内屏蔽部分论文。由于国际舆论哗然,剑大出版社已恢复300篇被删除论文。

香港纪念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来自中国中央政府的干预加强导致香港公民自由日益流失。三名学生领袖因在2014"雨伞运"期间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和平抗争,被判入狱六至八个月。

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高压统治加剧。在新疆,政府日益限制、惩罚维吾尔人与外部关系,任意收回护照,强迫海外留学生返乡数千人被任意拘押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心监控措施不断升级。在西藏,部分寺院遭当局规模拆迁男女僧众被迫参加再教育活动。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日益利用本身全球影响力增长,在海外破坏人权保障。在联合国,中国持续努力压抑对其人权纪录的批评,并以行动削弱联合国主要人权机制6月,欧洲联盟首度未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中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言,因为希腊(亦为人权理事会成员)顾及与中国紧密贸易关系而不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日益扮演积极角色,各国政府必须力抗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境内外恣意侵权," 理查森说。"保护陷入若战的中国人权护卫者和维权人士,是当务之急。"

查阅人权观察《2018世界人权报告》中国专章,请浏览:

查阅人权观察有关中国与西藏的其他报导,请浏览:
https://www.hrw.org/zh-hans/ya-zhou/zhong-guo-he-xi-c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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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

吴国光:赵紫阳的风格、关怀与胸襟

赵紫阳
那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平房,这间编号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的房间,记忆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于内部的走廊。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三边落座,留出北边一侧的座位给领导人们。记得那天我和吴伟面西坐在会议桌东端,后来在我们这端落座的领导人是田纪云。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摆弄了一下带来的小录音机,因为我们两个人事先被安排负责整理会议的纪要,想借助录音详尽地记下会议内容。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年纪和姿态看,应该是便装的军人,制止了我们,说这里开会不能录音。好像是说中办、国办对于这些会议有统一的录音——不过那似乎只是为了存档,并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笔记。这倒促使我在那些会议上不得不记下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已经整理成《阳叔与政治改革》一书,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

    根据笔记,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个小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阳叔主持,成员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波爷爷,和全国人大主持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阳叔在当天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中说: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信中还说,小组下设办公室,"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而研讨小组应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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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几个人,就是所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以彤哥为首。这天的会议,就是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首次向研讨小组汇报讨论内容。这次会议一个上午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个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汇报会举行了七次——实际上不止七次,因为有的会议编号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会议一样,一个上午或下午开不完,过些天还要接着开,讨论同一个主题。在那段时间里,主要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会议而比较密集地接触阳叔。这些接触,与此前或此后那些对于阳叔的观感和了解不同,都不仅比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大题目、大关节,决定着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和未来更长时间的命运。而阳叔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见解和立场,也可以说代表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品格与水准,总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当年阳叔的相关论述,我在《阳叔与政治改革》中已经尽可能地详细记载了,这里不想再去重复。这里只俯拾一些落在记忆深处的琐屑碎片,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谈谈对阳叔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个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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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平和,似水包容:阳叔的风格与脾性

那天的会议是上午九点钟开始。阳叔准时进入会场,一身当年常见的灰蓝衣装,普普通通。记得他一边拉开椅子入座,一边就发话说"开始开会吧",声调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官僚气,也不拿"领袖派"。
"官僚气"大家都见过很多,在中国政府的随便一个办事员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范。"领袖派"呢,有人这样形容:主席和总设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会议的场合,一进场,先停住脚步,徐徐环顾全场,待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在所有人的目光关注下从容就位。我没有见到过那种场合,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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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说话还是河南口音,他在这天的会议上首先注意到"办公室年轻人多嘛"。他要彤哥把每个人都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也有些新鲜:以前参加过一些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日理万机,对来开个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谁并不在意。十几个人,介绍也要费一些时间啊。好在彤哥语言简洁,往往一句到位。介绍到谁,谁就站起来,阳叔对每一个人都投以专注的目光,并且点点头,让人感觉亲切。介绍到陈晓鲁,虽然没有提到家世,但紫阳知道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评论说:"和陈老总长得真像啊。"介绍到我,彤哥夸了一句,紫阳微笑着说:"也不能说什么文章都会写吧?"老鲍还回了紫阳一句:"军事文章不会写。"大家都笑了。这样一轮介绍下来,大家都没有了那种初次和总理这么小范围地一起开会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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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阳叔这种平和、谦温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观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仅是一个头绪繁复、涵盖广泛、任务困难的题目,而且更是一个矛盾交汇、利益冲突、乃至剑拔弩张的战场。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这半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局自文革之后、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几年当中,最为霜雪交加、风高浪恶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讨论政治改革,从来见不到阳叔疾言厉色,甚至也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会提高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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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点、要害的时候,我感觉,阳叔只是把句子组织得更为精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阳叔说:"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空谈的所谓理论,更不会躲躲闪闪去绕任何弯子。虽然是极尖锐的观点,但却用最为平和的语气说出,实实在在的语句,对问题给出了准确、精炼的阐述——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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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论述问题的时候,阳叔也并不因为自己有了准确的阐述而忽视别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看法。就在他自己这样总结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之后,阳叔接着就询问大家:"党校有什么提法?"来自中央党校、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办同事,马上做了简要的回答。对于回答,阳叔总是颔首示意。这样的询问,阳叔经常提出,有的实际上是当场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当彤哥在第一次会议的汇报中建议撤销党组的时候,阳叔不是首先表态,也不是急着发表评论,他首先给在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党组讨论什么问题?"对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材料或观点,阳叔的反应,也不是居高临下地赞扬或批评,而是用平等讨论的态度,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记得有一次,讨论机构精简问题的时候,政改办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个数字,强调干部之中处级以上干部所占比例过高。阳叔回应说:"这不能说明问题。总理办公室全是处长以上的干部,但其中也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些办事员,因为资格老,级别也比较高。"这就把相关问题的多种情况估计得更为全面、也更为接近实际了。还有一次,忘了是什么题目了,彤哥对阳叔讲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看法,他大声说:"紫阳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解释,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阳叔右手轻轻摆摆,说:"老鲍,坐下慢慢讲嘛。"我看在眼里,心想:这比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更为和蔼、理性、平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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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在编辑《阳叔纪念文集续编》的时候,看到深度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政策谘询的周其仁为文集写的回忆文章,说和赵一起开会,感觉就像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上讨论课一样。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当然非常了解紫阳,他也这么说。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赵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以设问、追问、驳问的方式把观点一层层地清理出来、展示开来。他们总结得非常好。回忆我所经历的阳叔论述政治改革的那些会议,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参加十次这样的会,那比听下一门课来收获还要大得多。这里讨论的是重大题目,参与者之中就有位高权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改革,甚至对阳叔本人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是,这在阳叔那里,都不构成讨论问题的障碍。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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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清澈,似水坚韧:阳叔的观点与立场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有高度争议的话题,既然持有争议的各方都在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那么,不论主持人阳叔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乃至在重大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出现,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阳叔的平和,不表示他回避争议,虽然他也不去激化争论。阳叔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他不会去强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当年那些会议上,我有机会亲眼见证波爷爷、乔木、邓力群等这些人怎样挑战阳叔,更看见了阳叔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今天回想起来,阳叔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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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这种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清澈、透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搞政治的人,特别是中国官场上的人,阴阴阳阳、两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更是极为常见,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阳叔与这些东西都距离很远很远。我还记得听到他说"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背后计较,中国政治不可测"这句话时给我的震撼:不是震撼于中国政治的这种特点,而是震撼于这个话这样直白地从中共总理的口中说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些与总理少说也是势均力敌的政治老人。一句话,我为阳叔的清醒和坦诚所震撼。有些话,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听了,都心里打鼓说,这会不会引起误解呀,会不会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啊——贵为一国总理,也还面临被人打小报告的问题,真真让人叹息!可是,阳叔襟怀坦荡,丝毫没有这样的顾虑。那一次,是听取当时担任中办主任、担纲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的JB的汇报,大家谈到了基层单位里的黑暗、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的为所欲为等这些现象,阳叔议论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一个单位里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在当时那种权力格局下,总设计垂帘听政,刚刚把总书记邦叔搞下去了,"太上皇"这三个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谁敢随便乱讲?阳叔讲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针对时弊讲的。讲完了,他可能意识到有人会发生误解,于是补充了一句:"这话不要传出去。"如果真是有机心的人,后面这句话,说实话,还不如不补充。我想,阳叔并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现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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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讲这个话的时候,邓力群在座。1987年年初,邦叔被迫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势汹汹,说是"不仅要反说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头直指阳叔。谁都知道,乔木、邓力群就是那时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军师兼急先锋。这两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总设计、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甚有口含天宪的权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那个时候比几个月前最初起步的时候更为艰难了,将来把研讨结果提交到政治决策层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命运更不可知。阳叔没有知难而退,他反而把这些反改革的头面人物请到研讨小组的会议上来,请他们参与研讨。从那个时候起,乔木、邓力群,还有当时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高扬,就开始列席研讨小组的会议。这样,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可以当时就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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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乔木、波爷爷的挑战

记得在讨论党内民主的时候,阳叔强调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规则,清楚地划分职责,乔木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阳叔回答说:"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了轨道。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烦,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乔木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说:"规定是没有用的。"面对这种情形,阳叔依然声调平静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得有个规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规则》讨论稿说:"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我感觉,在面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阳叔的话讲得直接、明确、到位,但是避免了对立的情绪,也没有争吵的意思。阳叔的看法和相关说理,我认为,比号称理论家的乔木,不仅更为针对现实对症下药,而且也更有理论深度和辩证思维。就在制定规则这个问题上,乔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支撑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断地说"没用",而阳叔不仅深刻地指出了这关系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绝对化地认为有了规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乔木再三重复"规则无用"的对立情绪中,阳叔回以柔和之中的坚韧,显示出他在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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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阳叔11岁的波爷爷,不仅资历深,而且那个时候正当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邦叔的过程中很出风头,于是,在耀邦下台之后、十三大举行之前这不到一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监军"(这个角色,十三大之后则由杨尚昆扮演)。这位习称"薄老"的人物,有的时候说话蛮开明,可多数时候不是这样,而且说话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针对阳叔的。阳叔前面综括政治改革,他后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来超过马、恩、毛主席的东西"、"不要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阳叔强调了选举制度要改革、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乍听还听不出是赞扬还是批评。这种情况下,阳叔总是不接那个茬,继续说正题。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的会上,彭冲提到《深圳青年报》登载了要求总设计退休的文章,波爷爷大为光火,在发表了一通严厉的批评言论之后,见阳叔不表态,他就转脸对着紫阳说:"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对这样直接的、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要求,阳叔竟然还是一字不答,这种定力当场就让我十分敬佩。阳叔是这样接话的:"我还在想昨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的问题。后来,这句话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有问题,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民主政治",这不仅是根本性的进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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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之流,似水之溉:阳叔的眼光与关怀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开——这里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在主席以前所居住的丰泽园旁边。那个时候,丰泽园是开放给游人观览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游人,还有哨兵背后扯的一道绳把办公区和游览区象征性地隔开。到散会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到游人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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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一得知会议地点,我们就议论,看来紫阳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了。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邦叔被迫辞职,中国处于文革结束之后少见的政治低气压下,研究政治改革的这些人愈发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完新闻联播,有两位同事(我仍然记得是谁,不过这里不方便写出他们的名字)约上我,一言不发,走出当时我们办公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的楼房、院子及大门,直到上了地安门西大街,我们才开口,一腔悲愤冲荡而出。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栋楼房乃至这个院子里有监听设施,所以要避开——1989年天安门那啥之后,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监控装置所拍下的彤哥与同事谈话的镜头,指控彤哥泄露机密,这就证实了那种怀疑是对的。早就听说,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电话,是全部被监听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电话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帮助找人——一个秘书到别的办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这个串门的秘书给找到。我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南海当过半年秘书,了解这个情况,虽然不明白其运作原理是什么。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会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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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研讨、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彤哥之前,特别是在没有这样接近地聆听阳叔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国有这样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比如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但我总觉得他们更多地是新闻人、知识分子,而不是党政官员。作为一个平民子弟,我从小生长在贫困地区的社会底层,见到和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时想,这些东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为中共高官不仅不关心民众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然而,我的这种成见,在阳叔那里,是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我会说,阳叔对于中国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从沂蒙山到中南海、从中国到国外的个人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稳固地占据第一位。就像水流低处一样,阳叔的眼光总是能够看到中国的基层,也像水能灌溉一样,阳叔的关怀总是给予了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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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第七次会议上,我记得,阳叔集中论述了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肯定方励之所说的合肥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中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而那个时候方励之刚刚被开除中共党籍,针对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全社会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尚未结束。波爷爷在那里强调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而阳叔却在展望如何在不远的将来过渡到县长的直接选举。事实上,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阳叔已经多次讲了,而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把相应的改革措施贯彻到了当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选举之中。对于原有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阳叔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说到那种所谓戴帽选举,非常不以为然:"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那种做法"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也已经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学生抗议的例子,来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荒谬:"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还有一次,阳叔以福建龙岩地区当时发生的事情为例,着重批评了不尊重选举人意愿、把群众提名当选的市长在选举之后马上调走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强奸选举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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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批评基层黑暗

在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部署上,阳叔在注重中央层次的民主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发展基层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许多事不公,人民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基层黑暗的事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阳叔认为:"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根本上,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十五年之后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阳叔对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号脉之准:很明显,这些问题,这些年不是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吗?有些不了解情况而又喜欢下结论的人,曾经指责阳叔是代表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所谓右派的东西的,似乎阳叔为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宁愿牺牲普通大众。他们其实是要阳叔为中共那种权贵化的市场改革的积弊负责。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事实上,就在中共高层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迅速壮大而心惊肉跳的氛围中,阳叔直指要恢复被主席所批判的"工团主义",要通过改革而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讨论基层党政分开的时候,当工作人员建议削弱党委的权力,并同时强化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权力时,阳叔马上敏锐地指出:那样厂长有可能取代党委书记而为所欲为,因此要发展工会而形成对于厂长的制约,要强调"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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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类似基层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阶层,甚至在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认为这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面所引述的这样的话,在中共领导阶层,也只有邦叔、阳叔这样很少几个人能讲得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中国无处不在的那种暗无天日、无理无法的人,你也许很难想象得出,当这样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听到了中共总理的这些话,他所感到的那种温暖与他所看到的那种光明。那个时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经至少四十多年,阳叔应该是生活在民众难以一窥的深宅大院,他怎么会这样深知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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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就听说阳叔喜欢调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层是怎么对付上级领导来考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样的调查研究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这要到最近一两年之前,当我读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编的《阳叔在四川》一书时,看到赵作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年在农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调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农民的家里,我才找到了答案解开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朋友传来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1971年前后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亲身经历了当时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的阳叔多次下乡调查的实情。总共在内蒙古任职十个月的赵,在履职之后不久的几个月内,就走遍了整个自治区当时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说法,"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细节,包括记者巧遇秘书为冬天下乡的阳叔买皮帽子、阳叔到县里考察的时候晚上睡会议室等等,很感人。还有其他人的类似的第一手回忆,都帮助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更生动、真实地显示了阳叔实实在在地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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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渊,如水之汪:阳叔的学养与胸襟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不解:阳叔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抵抗侵略者的戎马倥偬的生活,后来一直主政一方,直到总理全国国务,应该总是公务繁忙的,他的那些书本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要到1970年代的末期才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对领先世界经济、科学、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开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时候,这种开放不过才有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当局还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阳叔的世界眼光、国际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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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赵的广博知识让我吃惊。我们都看过《战争风云》这部小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长卷,译成中文我记得是三卷本的篇幅,应该有八、九十万字的样子。有一次,说到西方国家办事有规矩,但是规矩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出现一些滥权的问题,阳叔就说到这部书,说书中有个女儿也是走了老爸的后门进了电台。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可是阳叔记得,他顺手就引来了。讨论精简机构问题的时候,阳叔用古语"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来概括情况,而且他还对古语作出新的解释,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之后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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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光这类书本上的东西是知识。阳叔也善于从经历中学习,更汲汲于向世界学习。前一方面的例子,阳叔谈到选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选举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比较熟悉,至少要提供机会让选举者多方面了解候选人。他说自己当年调到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个所谓选举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刚才引过的石圭平的文章,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文章说,阳叔当时正在湖南的工厂里作为走资派劳动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来让他第二天赶到内蒙古任职并出席党代会。结果,阳叔连一身换洗衣服都没有,穿着从车间被叫出来时的劳动布工作服,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会主席台上。就这样,原定上午九时召开的党代会,因阳叔没有及时赶到,还推迟了十多分钟。石文没有说到选举的事情,因为,我想,谁都知道那种选举不认真。可是,显然,阳叔当时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这种选举的荒谬。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想过很多的问题,只是过去没有机会去探讨、去变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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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我这样想着,感觉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渊博的知识了: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广泛,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那些知识和他所思考的问题有吻合,对他有启发,当然就很容易记住了。我还发现,阳叔对中共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这类情况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关联。比如说,前面提到,谈到工会问题,他会提出李立三、赖若愚当年被主席批评的那些所谓"工团主义"的主张,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和借鉴这些主张。我当时就想:很可能当年在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赵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过几十年之后,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这样提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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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向世界学习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进政改办的时候,听到胡启立和彤哥给大家交代任务,专门提出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相关情况,我当时心里就想:好,看来这不是一帮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讨小组开会的时候,更是可以不断听到阳叔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关政治运作经验来讨论改革,比如引用美国国会开会的程序问题来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来探讨如何强化监督并推行廉政建设,等等。1986-1987年间,正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段,也是东欧国家孕育历史性变革的前夜,阳叔对于那里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八七年过年刚过,阳叔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专题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听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体改委和政改办等七八个部门的相关汇报。平时,对于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先行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情况,阳叔也非常重视,经常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到。那些国家的改革,很多是他亲自去考察过的,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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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会说,阳叔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知识的重视,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和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说,但我们知道,这已经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在晚宴上见到了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旁边有人提起阳叔,邹教授马上热忱地赞扬赵的不同凡响的经济学造诣,盛称赵的知识、眼光、才智与能力。邹教授1980年代曾经和阳叔有过多次接触,我相信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判断。一个所谓"土包子"的共产党人,他的经济学水准得到来自当代第一经济大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赞赏和钦佩,撇开其中可能会有的政治隔阂不说,单从专业学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来看,阳叔的知识和学养,就不单纯是某种书本上的渊博和书斋里的修为;他那是一种格局,一种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探之内怀民生艰辛人类创造,瞻之但见天高地阔风云际会,学问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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