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2日星期六

刘晓竹 :不断人权论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托洛斯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即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手段而推动社会进步,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目标。在我看来,这种阶段性思考,对中国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革命”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太血腥了,太沉重了,也太容易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因之,我们可以将托洛斯基的“暴力主义”加以剔除,但保留“不断运动”的合理内容,不妨叫做“不断人权论”。意思是说,人民争取人权是一种永恒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虽然在每个阶段具有特定的目标。 “不断人权论”的理论预设是:老百姓的维权运动可能被镇压,但永远不可能被击败,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此外,维权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仍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一、如何看待现阶段的维权运动?
如果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小康,那么,人权运动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的政治基础。因为,以人而论,小康者,即是中产阶级,故全面建设小康就是全面建设中产阶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进步,但政治滞后不前,生产力突飞猛进,但生产关系日益老朽落后。在此意义上,不断人权就是不断寻求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突破。我常听到一种说法: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人民具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包括物权之保障,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那么,物权就是虚幻的,经济自由不过是泡影,随时可能破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权运动为全面建设小康提供了政治进步的动力与制度保障。改革开放若没有人权的最终实现,就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后期,人权运动的能动作用日益强化,乃至我们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人权运动是动因,小康社会是结果。不断人权,小康亦在其中。因为,人权运动一方面制造着政治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催生着经济的中产阶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人权运动,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必定太过羸弱,在政治权贵与垄断豪强的双重挤压之下,难以立足生存,更遑论发展壮大了。今天,贫富分化,日益加速,为了不让中产阶级胎死腹中,人权运动,刻不容缓。
然而,必须承认,中国的民间维权仍然处在人权运动的初级阶段,甚至还没有达到社会学意义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水平,因为它太过分散,缺乏意识形态的整合力,更缺乏理论的指导。为什么处在比较低下的水平?我认为原因不在民间维权本身缺乏生命力,而在运动的一些配合条件尚不到位。易经有一句话: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首先,知识分子没有积极参与、有效投入以及理论缺席,是当前中国人权运动的最突出的薄弱环节。这就是“天地不交”,因为知识分子是代表天的。现代人权运动为什么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起义?主要在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同:他不是起义者的军师,也不是诸葛亮,更不是有知识的山大王。在人权运动中,知识分子既是道义领袖,又是战略家,亦即他兼有价值的创造者与运动的组织者的双重角色。因之,知识分子除了做诸葛亮之外,还必须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做运动的旗帜。这当然比较困难,一方面要做运动意义的阐述者,又要做道德实践的示范者。但是,看到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能担当此重任,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可以做到。
事实上,在民间维权运动寻求突破的节骨眼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极其重要。列宁曾经说:必须让知识分子从外面把政治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他特别提到教育农民。在我看来,维权运动也是如此,亦即必须把一种政治行动的意识以及政治意志灌输到维权运动中去。换言之,自由知识分子不应再向统治者喊话了,而应该全力强化与下层群众的交流。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老百姓没有维权的觉悟,而是说必须加快脚步,而意识形态就是加快脚步的催化剂。具体说来,维权必须从经济意识向政治意识提升,走政治运动的道路。举个例子,假如有人把知识分子的运动参与仅仅看作是某种法律服务,或法庭内的事情,或出谋划策,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不是说律师不重要,恰恰相反,律师维权很重要,但是,没有集体行动作为支撑点,律师如何能有份量?法律如何能有份量?你必须努力做一个施洋大律师。
古今中外,社会或政治运动首要任务是“运动”起来,其次才是争取达到运动的目标。没有运动,谈不上目标。换句话说,维权就是维权者的大学校,运动就是运动者的永动机,而资源、动力、目标、关键群众等,都是从运动过程本身产生的。那种总想着精心策划革命的人,往往忘记了历史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行动出来的,运动出来的。运动过程千变万化,而非预期结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成功的运动必须依赖好的理论指导,以及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参与,如此才能“天地交而万物通”,做到随时调整,随机应变,否则的话,运动就如同野马脱缰,难以避免夭折与失败的命运。
其次,人权运动必须向下层社会群体寻求资源并累积能量。运动者,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一如《易经》所言: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仍然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有效利用下层群众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愤怒。未来民间维权必须向下发展,惟有深挖洞,方能广积粮。老百姓反贪官,反涨价,反压迫,争取言论自由,是人权运动源源不断的来源,一天也不能少。因之,面对专制者的镇压,民间维权应该走向三罢运动,亦即罢工罢课罢市,不但应该推动,而且完全有条件实施。这个条件不在上面,也不在下面,而在“上下交”之中。
从历史上看,人权运动固然是在时间轴的纵向上展开的,但是,它的空间特征似乎更为重要。人权运动虽然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运动”,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它既不“中产”也不“阶级”。恰恰相反,它从来是羸弱的中产阶级的不成熟的运动,故未战已败,但是,它又是下层群众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故不战亦胜。而且,中产阶级越不成熟、越羸弱,就越需要动员下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证明,往往不是中产阶级制造了人权运动,而是人权运动制造了中产阶级。因为,人权革命有如搬开权贵的巨石,如权力垄断、专制腐败、无理寻租等,如此一来,巨石下面的中产阶级才有出头的日子,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
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或全面建设小康,经过了四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在1688年、1789年、1848年、1905年,分别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四次人权革命,呈波浪式由西向东蔓延。这些历史事件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转捩点。仔细想来,它们恰恰是在中产阶级极其薄弱、尚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地理上越往东,越是先天不足。但是,一旦人权革命成功,这些社会随即呈现中产阶级的大跃进,全面小康如同水到渠成。首先,英国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那时候,皇权贵族如日中天,中产小康刚刚在社会夹缝中崭露头角。再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的中产小康也很不成熟,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派等,乌合之众也,完全没有一贯的纲领,远不如英国。至1848年,人权革命中心转移到德国与奥地利,但是,那里的中产小康连法国还不如,组织力与素质差一大截,且无自信,被马克思骂得狗血喷头。人权火炬继续东移,1905年来到俄国,但是,俄国的中产小康又不如德奥了。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中产小康仍然能抵挡得住貌似强大的权贵派的反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什么?因为,他们“运动”得好,在下层群众那里得到了运动的资源,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一来,就可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此外,历史有一种内在的“势”,中国的《易经》讲得最透彻。在英国,人权运动与市民及中小地主相结合,得其势也。在法国,人权运动与城市贫民相结合,得其势也。此后,《拿破仑法典》有效保护农民土地的私有权,农民跟着拿破仑南征北战,在所不辞。在德国与奥地利,人权运动与产业工人相结合,得其势也。政治版图一夜之间得以改变。在俄国,人权运动与城市贫民及农民工相结合,亦得其势。1905年,彼得堡20万人齐聚冬宫者,我看大部分是农民工。
二十一世纪,人权火炬继续东移,终于来到中国。这中间虽然有共产党的歧路阻隔,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权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性的历史任务,社会才能真正从旧时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步入现代文明。现在,俄国人民最终放弃了列宁主义,回到了1905年的人权起跑线上,绝非偶然,此中是有深意的。西方各国人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易经那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天地交,知识分子要替天行道,二是上下交,运动必须向下发展,汲取大地的资源,而且,正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薄弱,而专制传统十分深厚,所以就必须特别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努力动员下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只要能坚持一人一票,人权至上,就能避免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历史陷阱。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权不是静止不动的目标,而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这恰恰人权运动生命力之所在。人民一但初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不断人权,不断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造社会,开创更为美好的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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