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

吴庸:洗脑与监控――溥仪夫妇晚年生活解读


周恩来会见溥仪夫妇

溥仪一生充当工具角色:末代皇朝工具,日本帝国工具,中共统战工具。工具悥识深入脑髓,俯首帖耳成为惯伎,当了一辈子傀儡。略有不同的是,对日本帝国的控制心存芥蒂,保持警惕,对中共控制则亦步亦趋,随遇而适。所以有如此不同,盖源于日本帝国只是武力胁迫,使之当了康德皇上,为侵略者摇旗,对其内心世界不予干涉。所以,御妃潘玉龄死后,日人献上多名美女照片劝他续妃,终被婉拒,害怕中计。被中共特赦后,他与御弟溥杰常有来往,每当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送来佳肴,他总是客客气气收下,嵯峨一走,马上倒掉,怀疑她是日本间谍,怕被嵯峨所送饭菜毒死。这是长期保留对日本帝国戒备心理的证明。中共对溥仪的改造则伎高一筹。不仅把他关在战犯集中营,等待军事法庭审判,有处决他的可能,而且,要他接受中共特有的洗脑系列,进行思想自新。这种双重威胁在溥仪身上取得明显效果,第一批特赦就被免予追究罪行而释放,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的自新表现在:领到选民证,获得选举权,他兴奋得睡不好觉,尽管正值切除肾脏、需卧床静养,他还是挣扎着投了一票。1962年毛接见包括溥仪在内的数位统战对象,他兴奋地说:“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这都是洗脑成果。

如果认为他对新的意识要求心悦诚服,那是不确的。一次,一个远房侄子突然遇见他,慌忙中立即跪下口呼“皇上”,他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一套!”表面看,这似乎说明他摆脱皇权观念,是非分明了,其实却是吓得要命,对遗老给他磕头请安,他说:“这可不得了,要是接受了他们磕头,我就快没命了!”恐惧,使他牢记新的社会关系规范和程式,一言一行害怕被人窥视而心神忐忑,不敢越距。有一则思想汇报的经历很能说明这种情况。一次,邻居郎姓者请其欢聚。谈话中,郎表示平生最佩服的人,一是淡虚和尚,认为他有先觉,二是江神童,据说5岁能背四书注,三是汪精卫。听到这里溥仪大惊:“他是汉奸啊!”“照现在说他当然是这样,可是从历史人物说,他是了不起的。蒋介石逃跑,南京无人主持,他当时‘和平救国’,也是‘救国’呀!”这些话与溥仪获得的新的社会认识当然是不同的,他认为不与这种人同吃同喝才是划清界限,于是借故躲避了人家正准备的饭菜。他还为此做了自我检讨,认为消极躲避而不是积极批判,“这不是站在工个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所谓‘各扫门前雪’的思想立场。这的确是我学习改造的程度比党和政府的期待距离得还很远。”这类检讨就是他在战犯集中营洗脑时惯用的格式。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向组织汇报。“我回植物园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组织。田主任批评了我,说应当进一步采取对落后帮助的态度,不应当躲避。”这位田主任的标准倒是不高,没有把郎的私房话看作用“汉奸救国论”腐蚀末代皇帝并通知郎的单位废品公司和相关派出所,算是减少了一次阶级斗争风波。溥仪由于即时汇报而得到自我安慰:我已经向组织汇报了,证明我没有与郎同流合污,谁揭发此事也可不必害怕了。洗脑把溥仪的思想洗到这种程度,就可以让他时常露面而宣扬“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不必担心会出什么闪失。延安整顿异己时也曾洗恼,把王实味当作典型,也曾把他推到中外记者面前,想让他替中共吹嘘一番,表白一下“党的恩情说不完”,可是,伪造痕迹太重,只听王实味生硬地直白:“我应该被枪毙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这样做假就太露骨了,哪如溥仪说得那么自然。所以,溥仪特赦后成了中共统战部门拥有的一宝,时常拿出来展览。

然而,对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如果在他身上放一只窃听器,时刻监听他的一言一语,岂不稳妥可靠!《窃听风暴》写的是东德安全部门的故实,其实,共产弟兄之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那样做太物质化与现代化了,古老的东方文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自有窃听的变通方式。如果把窃听器转化为活生生的人,让这个人随影逐形,时刻在身边监听,岂不成为人性化窃听了吗?您可能以为这是说派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去。错了!特工哪能昼夜追逐?溥仪要躲进小楼成一统,您还真不容易掌握他的行动坐卧。这个人必须与他同起居,同声息,同悲欢,同命运,让他毫无异感。难道是让一个女特工做他妻子?您又错了!溥仪既然婉拒日本人介绍美女作续妃,他不能不警惕中共这方面动作的可能性。他当全国政协委员时,有人推荐一位懂数种外语的标致女士,该女士表示对他钟情,但被他拒绝了。必须选一位绝对不会引起他怀疑而又为他所中意的女士。可是,这样的女人能够完成监听任务吗?这方面,您可能太小看中共了。自从周恩来在上海创办特科,中共在特殊战线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具体说,为溥仪选择妻子,要求社会背景是灰色的,不致引起怀疑,也不必发展为线人,免得中途叛变。借助偶然机会,不露声色,这位女士被发现了。她是北京朝阳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她的头任丈夫是警官,后被作为反革命判刑15年,两人因此离婚,但女方这段反革命家属身份是脱不掉的。此后,李与一日本大夫姘居,此人是潜伏的日本特务,被中共公安密捕,女方此段历史当然就不易说清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安全部门平时可以任李淑贤作为普通公民自由活动,不与她有任何联系,只有当必要时刻来临,完全有能力让她为党国效劳,这在安保工作来说是易如反掌的。读者诸君可能以为我在这里是故弄悬虚,妄作推断。不!这一切是有据可察的。

毛泽东十分关切溥仪成家一事。1962年接见溥仪时特别把他拉到身旁,关注说:“你还没有结婚吧?可以再结婚嘛!”“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周恩来也非常关心此事。1961年接见溥仪时就提及他的婚姻问题,另一次接见又提及:“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周还向全国政协委员沙曾熙打招呼:“是否认识医药卫生界的大夫或护士?”恳切地要求沙曾熙为溥仪物色一个合适对象。一个党主席,一个总理兼政协主席,为一个统战人士的再婚热衷到如此程度是不同寻常的。溥仪成家问题成了需要毛、周亲自过问的大事,以前何曾有过?王海容身为外交部副部长,何曾见到他们关心她的独身问题?不久,溥仪与李淑贤相识,全国政协马上派人了解李的历史情况。由于李很少暴露自己的复杂经历,她的单位对此了解不多,全国政协还要求溥仪重点了解她的婚姻史,溥仪追问后向政协领导作了汇报。不仅如此,还惊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1963年2月28日,他郑重写信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公安部副部长薛子正:“最近有人替溥仪介绍了一个对象,名李淑贤,现年36岁,在朝外医院当护士。李对溥甚为积极,溥要求我们代为了解,表示如无问题当继续来往一个时期再看。然我们了解李过去的第一个丈夫已被镇压,本人不够进步,亦未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认为,本人既无何问题,似可将这些情况告知溥仪,让他们继续来往一个时期再看。妥否,请示。”这里所说“溥仪要求我们代为了解”纯系编造,溥仪从未提出这种要求。此信实质是请示公安部对李作为溥仪妻子是否认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要成家,居然需要得到公安部批准,也就是要受到安全部门的监视、控制,对此,您还有什么异议吗?

溥仪与李淑贤夫妇的故事至此仍未结束。婚后李淑贤发现,溥仪完全不具备性生活能力,这使李一心生育子女以尽母爱的愿望落空。为此,两人大吵。溥仪跪地求饶,以允许李自寻男友为条件而要求保持现有婚姻关系,不然就以用菜刀抹脖子相要胁。溥仪脸上被抓伤。这桩婚姻关系岌岌可危了。溥仪这种病是当宣统皇帝时宫廷的荒唐生治所致,他与后妃均无性关系,病情深重。婚前,全囯政协组织曾出钱为他治疗,以后问起来,溥仪只是含混敷衍过去。当时忙于完成毛、周交待的帮助溥仪成家的任务,谁还有心思关心他的病情。一次,地矿部长遇到李,悄悄问:“你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习惯吗?能生活到一块吗?”“我说什么好呢?我有苦难言,只能低着头,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凑合着吧……’见我这种态度,何长工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去过溥仪家,他问:“你们新婚之后,怎么样啊?”“我心里难受,可表面不愿说。婚后的尴尬,这可怎么对人说呢?……我把肚里的话嚥了回去,只是违心地说:‘挺好,挺好……’”溥仪在旁一直沉默,廖沫沙仅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情况被详细汇报到周恩来处,周表示:不能离婚!于是,全国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去做说服工作:“你和溥仪结婚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仪有病,他也正在治疗。在家庭里,你就算做他一个‘保卫工作者’吧……”这叫什么话?“国际影响”:人家只是把末代皇帝再婚看作稀罕新闻,谁会同意无性能力的夫妻关系必须保持?做他的“保卫工作者”:为什么不配备解放军战士昼夜站岗,一个女人能保卫什么?连以农这番传达上峰旨意的话,充分显示中共为了自己的监控利益而毫无人性观念的野蛮性质。在他们看来,李淑贤并不具有“人”的起码价值,她只配做共产党的工具――溥仪身旁的“保卫卫作者”,随时随地将溥仪言行录影录音以备党的审查。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亲自出马,召见溥仪夫妇。临别时,周对他们说:“你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听说你们俩身体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儿。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儿吗?”“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溥仪无话可说,李淑贤以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了。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方面能力,害得我婚后神经衰弱,吃了不少谷维素都没有用,长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后没办法,才切除了全部子宫……”

溥仪和李淑贤的晚年为中共的洗脑和监控提供了生动写照。请記住:中共就是这样一个不讲人性、只图私利的野蛮政党! (200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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