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8日星期一

管见:民族主义在中国之命运

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

从“抵制家乐福”到扞卫奥运“圣火”,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展现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则是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地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其而代之。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则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 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 无力。

于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实际上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 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依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 主国家与苏联联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于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可以看到,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于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下 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后 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于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乎是有了 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于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 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大量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很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

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立即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自身维持专制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则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帜, 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须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 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推敲一下,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 本主义,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 决防止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等人 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 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 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于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生造 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为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于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 “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 空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中国是否也会如此演变,现在还很难说,而中国共产党至今还不愿意放弃它的专制,不愿意发展民主政治,就使得市场经济的现代阶段上很自然的民族主义,动辄面临极端化的危险。

--------------------------

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