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焦国标: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奥巴马总统最近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这句话可以当做一个公式到处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缺乏正义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实际上奥氏使用的这个句式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非常“陈腐”修辞法,一千六百年前奥古斯丁说过“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一帮强盗”,四百年前帕斯卡尔说过“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奥巴马总统的这句话稍微变通一下,也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阅览、编辑黑五类的故事,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当事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心灵生活都极度贫乏。施者心灵生活固贫乏,所以只剩毒手段、无心肠;受者心灵生活亦贫乏,所以只剩无奈、麻木和绝望。信神的人遭遇凭一己之力无法抗拒的祸患时,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连神都没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连求告的对象也没有,连缓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鸦片”也没有。
   把思考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止是黑五类故事里的施者和受者,中国人整体说来就是一个缺乏心灵生活的族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比如四大名著,有称得上心理描写的内容吗?没有。人物的心灵是白版一块。如果说他们的思维还活着,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对付人、应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这些心理活动不能叫心灵生活,只不过是厚黑、谋略或心计而已。所谓心灵生活,是思考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学作品中却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页成页关于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心理描写。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切身的反思。毛泽东有句话:“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请我们每个人想想,“一事当先”时,我们自己内心可曾掠过一丝真理、正义的影子?“一事当先”,我们考虑的只是如何托关系,走门子,送礼上供,不择手段地去解决我们遭遇的问题,从不问这个解决方式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合乎道义,是不是对对方太不公平。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一个结果:势强时欺负人,势弱时被人欺,压根儿不知公平、正义的滋味是甜的咸的。
   比较而言,士大夫群体在中国人中算是心灵生活相对丰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写出《正气歌》,司马迁因受刑写出《报任安书》,可是请看毛泽东时代的士大夫们受难时脑袋里在琢磨什么东西:
   邓拓的遗书这样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你们(妻儿)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傅雷遗书的这一笔是:“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
   翦伯赞没要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他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三位这么大的士大夫“大腕儿”,他们的遗书里有可以称之为心灵生活的东西吗?没有。完全失血,完全脱水,完全苍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们不愿受上帝的统治,我们就必受暴君的统治。”我接着推理这句话:受上帝统治,死前还能考虑考虑真理、正义这些心灵元素;受暴君统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该万死、毛理当万岁这些意识垃圾了。                    
              1. 北京
——原载《黑五类》

关于第八期说明
送上《黑五类忆旧》第八期,请便中浏览并转发。
第八期本应11月16日发出,可是编到第八期,编得眼睛疼,看东西变得“而视茫茫”,于是推迟到12月1日出。
今后二三个月,准备一月出一期,然后根据眼睛的感觉,再行决定是否恢复为半月刊。

“忆旧”半月刊,每期7万余字,我一个人独编,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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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

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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