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开《论人民民主专政》，只见“专政”二字晃动，立起，扩大，迎面扑来，鲜红的，滴着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我从“专政”的血红缝隙中翻腾起不尽的思考――我被押送到白雪皑皑的北大荒监督劳动，我被戴上纸糊高帽上街游斗，我被倒剪双臂遭受革命群众折磨险些丧命，我被挂着牌子拍照然后写明罪状到处展览示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凌辱，足以使人痛不欲生，这才深知“专政”的严厉。沸水里煮，烈火中烧，九九八十一番劫难，从人间的地狱洗炼而出，我才知道，我不是人，是畜牲。不，连畜牲都不如，只是示众的工具，“反面教员”，让大众知道反抗的下场。
我被一次又一次欺骗。“言者无罪”的承诺突然变为“他们是有罪的”。“改正”表示当局承认错划，但是暗中的算计和公开的迫压证明你还在另册。1957年50周年来临，右派老人本想好心地促使当局有所悔悟，有所松动，这是解开中共负债累累的枷锁的机会。无奈当权者冥顽不灵，对右派多次上书、婉转言事竟派公安势力予以骚扰。这就是明为“改正”实在另册的铁证。
50年，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欺骗的谎言与谎言的欺骗掩盖着一场又一场生死的搏斗，一幕又一幕吃人的悲剧。铲去谎言的表层，埋着的是无数冤魂；撕去欺骗的伪装，露出的是累累血债！再老实的人也有明白的时候，再诚恳的人也有醒悟的一天。我终于看透了！闻一多先生的《发现》启迪了我，他喊道：“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也从心底呼唤：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要的是民主的中华，我要的是宪政的社会！
这一认识是经过艰苦的和漫长的追求才得到的。这是一个挣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反思，开始蝉蜕。经过半个世纪探索，终于悟出：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是纯思辨性和空想性理论，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列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理论中的偏执观点加以放大和歪曲而形成以暴力为后盾的专制主义，它在落后国家找到发挥作用的土壤。可以说，列宁的专制主义是制造共产主义灾难的首要理论根源。整个20世纪就是以共产主义向世界推进并制造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为其特点的。这样，我就从一个拥护共产主义的青年转变为脱离共产主义束缚的老者。前总统里根先生说：“何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仅仅是那些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着作的人。何为反共人士？他们无非是那些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人。”说得多么俏皮，多么言简意赅。
我知道，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争论在大陆中国的开展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正在争议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前奏。它是一场深入的和全面的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没有这种思想启蒙，就没有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到来。我企盼这种启蒙运动，并且，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推动着它的到来。
“右派分子”被毛泽东贬为“牛鬼蛇神”，他们自命为“麟凤龟龙”，这是何等的价值颠覆！1957年右派几经分化，其中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至今仍在奋不顾身为民主事业奋斗者，仍然不少，我的朋友中就不乏这类人。他们的为人正如唐朝贞观年间着名佛教法师慧能描述的：“侮辱不以为耻，卑屈不以为贱，艰难不以为苦，恩宠不以为荣，迫害不以为意，度众不以为烦”。他们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毛泽东无法理解的。我将他们的精神境界记录在这里，以为历史的鉴证。将来撰写1957年正史，这些人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我现在年过古稀，天限即至，因此，我在这里与那场涉及百万知识分子天祸的事件道声“永别”。生命的结束，死亡，是老年人思想中时常浮现的符号。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毛泽东对右派死后的去处也作了规定，即见阎王。阎王也换了，“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毛选5卷455页），呜乎哀哉，我无所逃避，死后还要在这3个阎王面前再受折磨。不过，我怀疑这是毛的编造，他是吹牛家，一生离不开扯谎。据宋朝流传下来的佛教警世名册《玉历宝钞》记载，玉皇大帝规定，世人向善，悔改1件过错可赎两件罪行，悔改5件过错赦免一切罪行，不去地狱受罚。看来，玉帝实施的是鼓励世人向善政策。地藏王菩萨甚至发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才是普度众生的愿望。毛暴君篡改阴间历史，妄想夺权施暴，连死
后右派也不放过，用心何其毒也！
于是，我想象，自己一旦灵魂出窍，必做的事情是：每当夜深人静，必飞广场之上，围着那座坟墓长啸不已，彻夜不止，盘旋缭绕，啸声尖厉，让他不得安宁，让他心烦意乱。正如文革期间，每至饭前，我必须挂着牌子恭立毛像前请罪，口中嘟念的却是：“我诅咒你！我诅咒你！”
——《往事微痕》第70期（201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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