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7日星期日

齐戈:血雨腥风应有涯 人间遍种自由花――九十年真相及其未来

图为2011年6月29日重庆红潮一瞥

从1921年到2011年已有90年了,生活在这90年里的人们很难说是幸运的。这无论是中外都是如此。因为这90年中,前80年都属于上一个世 纪,这是一个是战争与奇迹共存的世纪——而战争则使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最残暴、最野蛮的世纪。生活在这90年里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例外,经历了世界 大战之外,我们还经历了国内战争,其悲惨、残暴、野蛮绝不在他人之下。更何况,我们还经历了土改肃反、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 大饥荒、文化革命这些空前绝后的灾难,中国人所受的煎熬,是他国人难以承受、难以想像、更难以理解的。虽然他们也经历过最悲惨、最残暴、最野蛮的20世 纪。

   过几天就是中共建党90周年,作为一个政党,纪念自己的诞辰,需要歌功颂德,需要自我表扬,情理之中;但这90年——至少在上个世纪的近80年的血 雨腥风,注定中共的功德——如果有的话,都无法掩盖那么多的残暴和野蛮。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中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历史最 终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如果把中国人所承受的那么多苦难视而不见,我们这个民族的煎熬何时是尽头?如果把那么多的悲惨、血腥、野蛮引以为中共的成功,那中共 的成功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失败!我们没有理由为人民的失败欢呼,没有理由为人民的失败而歌颂。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这九十年的真相,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 错误,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而不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光荣、正确、伟大。这才是一个现代政党走向成熟的一步,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中 共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和苏俄、和斯大林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之后的发展和崛起,也和苏俄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个问题在20年代就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 视,被视为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讲苏俄和中共的关系,绝不是讲他们间联系本身,而是讲这种联系给中国社会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在中共 相当一段历史里,和斯大林主义是密不可分的。斯大林主义对人类所犯罪行,包括了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925年10月,徐志摩等人在《晨报》组织展开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 在讨论的前言中明白无误告诉了读者:“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
张 奚若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写到: “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 能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不是敌人是甚么?”“照苏俄现在的手段办下去,我满保你不要几天中国社会将完 全变成了流氓捣乱的局面”。
梁启超在1927年初在一封家书中写到:“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现在到处发现工人和共产党闹事(因不愿罢工而打),实是珍闻。…… 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强盗、小偷、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他还对此预言道: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 当他们的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果然不出梁启超等人所料,中共在建政后的所作所为,其野蛮和血腥的程度,远超出20年代知识界的想象。在经历了土改肃反、反右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文化革命这样的苦难之后,使人不得不佩服梁启超、徐志摩、张奚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远见。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只是他比斯大林走得更远。因为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中国在暴力政治、血腥政治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走 到了文革那里。一场浩劫的降临,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摧毁了这个民族。这场灾难之所以称为浩劫,不光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更是将中国人置之于死地。正是在 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这相对安定的三十年。
改 革开放是什么?首先是把中国人从那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从毛泽东、斯大林的政治模式中解脱出来。没有这个前提,之后的任何一步其实都是很难跨出 去的。不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取消人民公社;无论是打破计划经济,还是鼓励民营企业都是如此。中国人之所以能在这些年喘口气,吃口饭,就在于取消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压迫,远离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模式的血腥。你可以说是这是经济改革的成果,没有错;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党内成千上万 的干部、平反右派、给地富摘帽、取消人民公社;党内党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这经济改革的哪一步能走得出去?经济改革之所以能走出来,就是对人的解放的结 果,是政治变革的结果,而不是其他。这一点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西方也是从人的解放、政治变革开始的。
人 们为什么认同胡赵时代?其关键就在于他们从不同角度做了解放人的工作,做了政治变革——哪怕是有限的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毛泽东野蛮政治的苦难中 走出来。即使对邓小平,虽然他后来出昏招、捅篓子、酿悲剧;但走出毛泽东、斯大林血腥政治的艰难一步,他依然是功不可没。
毛 泽东、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是野蛮政治,是中世纪黑暗的复辟。即使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倒退和反动。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后发国家——其实就是那些没 有接受工业文明洗礼的落后国家;相当一部分都以社会主义为幌子,顽固守望中世纪的政治黑暗。毛泽东、斯大林如此,纳赛尔、卡扎菲也是如此。他们无一不是独 裁者,他们国家无一不是警察专制国家。他们无一不宣称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无一不是宣称自己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而实质上,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中世纪野蛮 的政治理念,代表这个世界的反动势力,以落后向先进挑战,以野蛮向文明挑战。疯狂地维护专制主义的领地,维护中世纪的黑暗。
2010 末到2011年初北非突尼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很快,这场革命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埃及、也门、约旦、利比亚、叙利亚纷纷出现了反政府抗议示威,矛头直指最 高当局,而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独裁者,因此也有人把这称之为后民主主义革命。不论给这场革命冠以什么样的名字,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摆脱中世纪政治黑暗,走向现 代文明的一步。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进步一定会战胜落后,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
按 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爬出了毛泽东血腥野蛮政治的泥潭,为什么在走向康庄的三十年后,又拼命把自己捆绑在毛泽东、斯大林的战车上?使之成为野蛮政治 最后一隅。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野蛮政治是中共一笔政治负资产,这无论对内政外交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的内外交困,政治上的倒退是一个根本原因。在北非中 东的革命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时,竟如此的惊惶失措,就在于背着专制独裁的包袱放不下。这种惊惶失措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个政权的野蛮落后性质。
其 实,就是在老一辈共产党人里,也是要为民主而战的,党内那些两头真的干部表达了这层意思,元老级中也有人表达过类似意思。这篇文章的标题用的就是陈毅诗中 两句: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元帅,在他最艰苦、最危险,可说是面对死亡的时刻,都能那样真情地拥抱民主,这些坐享 其成的新共产党怎么就那么恐惧民主?不要民主要专制,不要文明要野蛮,最终还是抱住毛的僵尸不放,不把把亚洲第一共和国整成专制政治最后领地不罢休。一个 危机四伏,并堕落到以绑架公民为人质的下流政权,被历史所抛弃的日子还会远吗?
所 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苏联和东欧的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茉莉花革命更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绝不可能 是例外。无论你的宣传机器如何的颠倒黑白,你的智囊如何绞尽脑汁;无论所谓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卡扎菲主义,任何形式专制独裁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 得粉碎。而只有这一天的降临,中国才有真正的未来。

——《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刊出时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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