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3日星期六

刘自立:评《今天》

作者按:目前,关于北岛回国,受到中共作协某头目担保的消息,不胫而走。异议人群里面关于他是否被招安;会被招安、还是已被招安,议论纷纷。这里提供贵网一文。是年前所写。对于关心这件事情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侧面。


刘自立

号称抑或自称"纯文学"之杂志、网站《今天视野》一度被无端封锁(后来又再度开禁),并未引发任何有价值的争议和抗议。

沉默,在尴尬地继续着。

为此,我们出来说说话。

对于《今天》杂志(含后来之网站),坊间说法有异。一说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化阵地;一说,其文字,作者,观点颇有新左色彩――关于主创人北岛先生,也有一些异论;一说,他是新诗运动主将,又说,他在落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后,转往香港,其作品和影响之发展,开始转向大陆,且有很多书籍文章得到内地报纸杂志刊登。此说中,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来自北岛和他的同仁们的一种主张,即今天杂志代表着一种所谓"纯文学"倾向,并不直接涉入政治写作和争论,也很少涉及中国社会直接的民生课题和民主自由之探讨。这个说法,在现实层面确属如此。虽然,我们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定位,不能苟同这样的"纯文学"说(如,马建先生等人对此有很好说法,不再一一),却一直对《今天》萌生以来的异议倾向,保持高度的尊敬和维护。笔者探索文学之起步,也受到振开的直接提携和支持,几种试验小说的发表,主要是振开和万之的接受和认同。其间,试验性小说作品的写作,含万之,力雄等人的试验小说写作,主要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美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传入的影响熏陶。从六、七十年代内部图书阅读开始的这一辈独立思考之作家,对于《今天》当时的出世,有一个思想上的谐振。其后,《今天》内部发生很多分歧和龃龉。很多人不再成为《今天》的作者和读者。

关于《今天》如何发展,是要秉承七十年代异议者文学人的角色和身份,还是转变成为"成功者",出名人的所谓精英刊物,其内部并无共识。其实,这种张力和平衡,也关乎中国社会现实和后现代、先锋作品之性质,是否依然可以在《今天》齐头并进之提问。坦率说,《今天》和中国社会的脱节和项背,是越来越明显和实在的问题。这份刊物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基本上社会人众甚至学界视界以外的飞地,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名感性课题上的主动自律。于是,如何凸现《今天》的历史使命和今后发展,《今天》编辑部本身,也未见得有明确的看法和规划。一个偶然(也许也是必然)的节点是,北岛到香港这件事情的意味所在。香港是中国今天现存的言论自由之地;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正在被中共之金钱和权力所蚕食甚至并吞。《今天》可以在此地举办的各种活动,无不意味着一种夹缝求生的艺术和尴尬。尤其是在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香港媒体,左派媒体,大片转向和死亡(含美国《侨报》一类报纸)。故此,香港左派报人中,很多笔者前辈甚至父执类报人,或者仙逝已去,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只能像当年的大公报人王芸生辈一样,只好采取回避现实之"二王八司马"之写作与考证;只有少数政治类刊物顽强抗压,继续出版――但也有人说,那些刊物,其实也是一些"娱乐"性戏谑之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研讨课题。

《今天》的出现,是不是一份异议性质的刊物;其发展前瞻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政治承担和社会关注之使命?文学和诗歌如何介入政治、且与之保持某种艺术之距离?这些话题并非无可议论,抑或已出答案。我们的看法很简单。《今天》出世,是其单独对抗当时丑陋和媚俗的党化文学所致。其主要的内在审美,给了当时业已受到一些自我训练的青年文学家,一些基本的鼓舞和会意。这个基本的审美之外在、内在,挑战丑陋的毛式小说、诗歌、戏剧,乃是毫无疑问的存在。其间,和《今天》文学对抗的,抑或争夺受众的,并不是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一类文学膺品,而是所谓颇有影响的"伤痕文学"和自律于"十七年"体制的、那些不愿意最终施行独立风格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邓氏时期特有的一种八十年代现象。这个东西,被《今天》的小说和文论所取代和批判,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话题(如,批判刘心武等等)。但是,今天作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史学训练,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定位历史和政治大背景时,其文学走向和发掘自然显得迷失和乏力。我们知道,如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没有对于俄罗斯历史,法国之拿破仑和奥国之梅特涅等人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对于俄罗斯本身的改革与革命,斯托雷平和涅洽耶夫的赞扬和批判;没有对于整体历史细节的扒梳和清理,要想整个反映1949年和1966年的事件,人物和惨案,是不可能的――这也包括不能深入解析毛式革命和邓氏改革。

朦胧诗的出世,无疑具有很多文学异议和道义决心;但是,此诗歌的走向和出名,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式文化招安的奇特结局――很多诗歌者被官媒接纳;适合官方底线之不触动原则和自律者,为数众多;更有甚者,一跃而成为规避政治良心和文学道德之官方文艺官僚者,已经出现、定位,如,舒婷一类人。虽然,其间,情形错综复杂。北岛诗歌的提携者邵燕祥先生,就和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具备一种内外兼顾的独特身份和品质;这种品质,保持着两个内在素质;一个是批判反思政治历史(含其检讨书例);一个是兼顾诗歌形式和体制即古、今传统之结合;也就是古典方式的写作和新诗写作――虽然本人一直坚持一种诗歌原则,即,诗歌文字形制应该兼顾声、形、义三者之备;正如吴宓,罗念生和钱钟书等人所主张;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形式对于诗歌,也有着新诗采纳"影子形式"的必要性和鞣杂性。严格讲,新式古体诗、语体文诗歌,自从黄遵宪,谭嗣同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却被有意忽视。人们读到今天前后的邵燕祥,聂绀弩,吴祖光,李慎之等等新语体的时候,难道不是比较读读那些下半身和撒娇派更加复合人味儿吗?新诗的传统和反传统,后者是一个假命题――前者,才该凿凿实实加以探讨和深化。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人道和尊严,如何得以在邵先生们的诗歌文本里得以保持,而在撒娇们哪里,何尝见到一丝一毫的道义和艺术――打死他们,也不会写出"如今坦克从东来"这类严肃的谐谑曲!

这样,每每注意到形式者,虽无可能在新诗里尽纳传统形式与体制,却可以使得高明制作者,成就一种新的形式感。此无再赘。这样,《今天》之第一次分化,出现在八九、六四之前。八九前期,赵振开为魏京生出狱而施行的签名运动,业已和舒仕途一类人的利害自保,毫无干系。《今天》在八九运动、六四屠杀以后的表现有善可陈,尚可回顾。很多诗人通过外电外媒,强烈谴责了屠杀和镇压行径。然而,这以后出现的沉默、转向和附会,使得诗人们逐渐被内地冷漠,忘却,拜金和左翼观念所影响。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开始谋求一种奇特的官方和半官方方式,来提携自身的地位和写作――而几乎与此同时,《今天》原有作者群中,直接、坦率和深刻批判者群体也应运而生,且产生极大影响。这些作家如郑义,王力雄等。这是《今天》的、也许是第二批分化。其间,北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但是,他的审美,依旧保持着、他想保持的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素质;他研讨的曼捷力什塔姆、保尔.策兰们,依然迸发着原始的热力和火焰;而笔者的提法是,北岛早期诗歌的意义,依然存在。换出一个看点。我们评介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考虑,当然应该在西方价值实现后的民主体制之内;虽然,这个民主和自由,可以像阿克顿那样区分古典和现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在解构主义者后面分解和虚化语言的诉求,将未建之屋统统拆掉,我们的解构,如何面对尚未建构的东西呢?价值虚无,往往是将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放弃的。

故此,出现《今天》第三次分化,大致是在2000年以后。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今天》开始关注和转向毛派和左派的文学和政治观念,但是,其主要编者的身份和见解如是。我们并非完全否定新左和毛派――因为,在此时期、在此场合,中国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她开启了政治和文学,左派和右派的玩笑。毛派对于邓派的批判之一半;中国人对于美国既得利益者批判之一半;新左对于极端右翼势力批判之一半,并非完全过时和失效――一正如我们看待中国内战乃至拉美战后、西班牙内战转向时期(对于佛朗哥之争议)之左右分歧一样,是理还乱之状况――但是,左派批判的结局和其批判过程,必须区分清晰;这就是:左派掌权时期和斗争时期的本质迥异――毛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因为其坐大、掌权、无法无天而完全走到反面。(注意:我们唯一允许的价值批判和怀疑一切,可以运用在文学范畴;但是,这个范畴中,如果取缔了《红轮》和《古拉格群岛》,其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悖论,又该如何估价呢?他是沙皇和拥戴者和批判者;但是,作为文学的,左派的和永恒的批判性质,永远不会过时。等等,)其中,笔者早期和中期小说,也备受这样的后现代左派哲学观念影响。这种影响,今天总结之,还是颇有心得和视野;简单说,就是过度肯定了德理达式的语言游戏。简而言之,左派哲学家,近而论之,可以提到乔姆斯基,阿伦特,萨特;远来说之,则可以提及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人。

我们前此探索形而上学论――本体论(也有区分神本,人本和形而上学者)――企图将此领域中以"人学"和"存着者"为出发点的海德格尔"存在"说和萨特("人学"-"自由选择"观,统统作为反对胡塞尔"非人学"(近似神本)还原之左翼哲学,是以区分人学与神学观念之拐点。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换言之,如果人们改换一种哲学史眼光,就会发现,哲学的神学和神学的哲学,所以被康德(他业有悖论――人权:人是目的VS星空道德律――神学)和胡塞尔们坚持和强调――是因为,他们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本体论,通往神本和上帝之路――而海德格尔们的人学阶梯,则往往直接走向:人――民族―德意志―纳粹;俄罗斯无神论也是这个走向:神巡失败――人取代神――列宁、斯大林变成神;中国的情形:祭祀的周礼化、人文化――独巡儒家――神本丧失――毛转变成为神(儒家VS布尔什维克(马克斯.韦伯语))。这是一个可悲的倾向。所以,坚持后现代原则的(萨特类)无神学、"唯物"论原则和自由选择――实践论,往往使得我们的早期批判,陷入类似德国尼采式品格(含,语言学派的虚无主义和上帝元语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整体阅读了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论后发现,经验主义类之无神论者如约翰.穆勒、边沁(他置疑第一推动)等等,他们和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无神论原则归并唯一;但是却坦诚因此而出现的焦虑(见卡尔纳普)。

总之,在今天中人缺乏历史关照的同时,他们对于中国和西方思想史的了解,也不够。所以,后现代方法论背景的出台,于之是很少评析之事。就像人们、西方的哲学家、居然也不能免俗于毛和文革;今天中人深刻批判西方新左和西马之举,在其文学文论中也属罕见。西马的观念和文学有些因缘。这是绕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此间却发生阴错阳差之误。文学定位政治的错误,在于用绝对化社会理想,指导非民主非自由之试验,直到以绝对单纯和单一的试验,指导乌托邦。所以,文学绝对化政治,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只不过是其否定人性恶,导致体制坏的文学理想主义误解;而西马,很多弗洛伊德主义和美学概念的介入,往往使得政治相对性和自由主义,受到牵制甚至毁灭。所以,西马,类似专制后极权主义的叫嚣,给了人类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批判的、另一种理想主义批判。他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认可,是和西方整体政治理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有关――而社民主义最后还是皈依了普世价值和理论。这当然是政治学和哲学话题。所以,牵涉到今天中人,其对整体政治学理念的陌生,使得他们缺乏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历史的熟捻,却同样像俄罗斯作家一样,并不知道如何定位普世价值和文学的基本格局。(当然,文学家在政治价值和理念之间上下跳动,也是文学史料上常见不鲜之情。)八十年代食洋不化的倾向,在今天文论中也不无出现。简单说,历史的哲学背景确定了什么是"选择","自由","存在"和(绝对)"意识"――这是不能摆脱政治陷阱的应时之举,并无过度解释的可能。所以,类似"解构"等说,并未在全世界建制努力之国家中获得什么效应――而共产党国家之虚无主义,则是以前没有价值,现在也没有价值的非解构,是毁灭。这因为他们不谙结构之所在;固而解构,也就作废。

在另外一个层面,直接叫嚣原教旨教义精神来行政治实践者,他们则根本忘记和无知于整个宗教-人文-启蒙-科学之间性关系与其解构、结构,博弈、互补之过程。所以,《今天》中人,缺乏很好将此政治现实和文学原则很好加以综合者,乃是因为他们的分析能力的短缺,而使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不能兼顾整体的人本论和神本论――亦不能兼顾中国之无神论、孔孟道统带来的新的、其实是五四以来原有的课题之反诘。情形,变得十分困难和棘手。故此,《今天》在分化为一种政治自律和政治批判的双重状态以后,读者和作者群体中,能够看清楚这个走向者,实属罕见。我们的意思是,《今天》有无复归和成长为一种兼顾左右,政治文学,精神人本,现实历史之大文本、大杂志,现在还不好说。我的看法是,《今天》之出路,并不是要回归到《今天》之小传统,而是要开辟《今天》之大明天。被官方认同、容忍和驱使之自律杂志、网媒,固然,表面上可以带来更多不用翻墙的受众和青年――但是,如果《今天》视野,没有更为广阔的胸襟和深度,一如他早期那样,更加具备批判力道之异议分子色彩,那么,他即便再如何周旋在官方之容忍或者不容忍之怪圈里,也最终不得解脱,不得自由;自律之他,也随时随地可以被封锁,被枪毙,被和谐。所谓"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惠特曼诗句)",并不是说,应该在大陆赢得数量之众,而忽视独立的、依旧是少数派性质的思考品质和人群――失败,来源于真正的感冒式传染――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如果《今天》一直徘徊在所谓中间性官府报纸、杂志、媒体和擦边球黄线内外,并无真正实现自己意志的任何可能,以至于最终会丧失其原有的、直面现实的魄力和价值,使得老今天残存的些微珍贵,点点丧失,消耗殆尽。这不啻是最糟糕的结果。为了挽救于既倒,鄙劝今天中人,还要改弦更张,另外谋出一条路子。

何去何从,还望《今天》的老少爷们儿考虑一下!


原载《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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