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呼籲回歸實事求是說反右——批判《北大一九五七》

左起，燕遁符、杜光、王书瑶、俞庆水、闫桂勋、俞梅荪、纪增善，在2011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上

【来稿照登】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林昭遇難四十四周年的凶日，筆者接到了友人轉發來的一封電郵：“華夏快遞 : 張元勳：紀念林昭遇難四十四周年——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憶）  發佈者 wy 在 12-04-29 22:02”

所謂“最知情者”的張元勳，在其《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杜撰了很多事實，真真假假，流毒極廣。例如，上述轉發的第一句話就錯誤百出，他說：“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擴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于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22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1500人無一例外地平反”。對這段話，讀者難道不會理解成北大是劃了一千五百個右派份子嗎？張元勳在《北大一九五七》一書的前言中就說得更明確了：“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竟有1500人因“反右擴大化”而蒙冤罹難，終被開除公職或學籍，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1500人無一例外地平反”（該書是章詒和主編的“往事並不如煙系列”叢書之一，叢書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余英時、李澤厚、邵燕祥、劉再複、錢理群，香港明報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張元勳在二○○四年二月四日、二○○四年十月十九日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三次修改該書電子版時上述前言一字未改，筆者的硬碟上存有這三個版本的電子書。）

張元勳確是在一九五七年因反右蒙冤被開除了學籍，但是怎麼能把自己的遭遇放大到全北大的右派頭上呢？林昭、還有筆者在內很多人是在一九五八年被劃的右派（此處右派是“右派份子”的簡稱，下同）。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反右期間北大人凡被“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者必是右派，不過絕大多數北大右派沒有被“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他們極大多數當時也沒有“被開除公職或學籍”。張元勳還被判了刑，但即使是他也是在北京、河北和山東等地服刑和留場勞動，“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一般人會解讀成西北荒涼地吧。

而且，北大沒有劃出那麼多右派。筆者看到的數目有699、714、715、716、722、755、800、811、1000等。張元勳說有1500人，理應說明來源或提供證據。699和715，是官方說法。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時，官方出版了二大本編年史式的《北京大學紀事》，說北大的反右進行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底，共劃了699個右派份子。北大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只有天知道了，或者去問中共北大黨委組織部吧。

北大的學生右派按處理輕重可分為四類：一、開除學籍，逮捕判刑，他們在一九五七年底之前被押離了北大，例如張元勳被捕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有被捕得更早的；二、開除學籍，勞動教養，這些人在一九五八年的二月八日也由公安人員押離北大；三、保留學籍，勞動察看，他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由北大黨委派人押送勞動場所；四、戴帽後免予處分。其中第一和第四類的人數都很少，張元勳文章中列名的很多人屬第一類，顯得北大反右十分慘烈；筆者在第四類。還有更少數的北大右派，林昭同學中就有，也是讀畢了業，分配到西北偏遠的中等學校工作。第二類，實際上和第一類人無甚區別，要說有的話他們是無期徒刑，後者有期，不過在那個“毛澤東時代”第一類刑滿釋放後就轉為第二類，直到一九七九年這二類人才回歸社會。北大的最大多數右派被處理為第三類，他們中的文科師生到農村勞動，例如中文系右派去了京郊門頭溝山區的齋堂，理科右派去了北京市的工廠（他們後來成了北京市屬企業和科研所的技術骨幹）。第三類中很多人一直勞動到一九七九年才被“改正”；其中也有很少數人，被裝裝樣子在一九六一年返校插班複讀。這些複讀右派的日子一點也不好過，朝夕相處的新同學沒經歷過反右，年青人極易接受黨的欺騙宣傳，身邊來了個要“殺共產黨”的階級敵人自是嚴加監管，筆者有一高中同班同學複讀北大數學系，當年就遭冤被遣送回鄉，種了十八年田。還有古怪事：和筆者同時入學北大物理系的一同學，當了二十年的假右派，到“改正”時才肯予以復查，查出當初沒有被戴帽！其他系，例如數學系，也有這樣“享受”了右派待遇的假右派，草菅人命啊。

張元勳把《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的內容全部移置到了《北大一九五七》。前者，筆者看過的網路版和收集於紙版書籍中的已不下七八種版本，最早的至遲寫於一九九八年，最晚的二○○六年，12-04-29 22:02重發于《華夏快遞》上的不過是炒冷飯；後者，筆者也己有三種版本的電子書。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張元勳對每一版本都有或小或大的修改，移植成書時則作了大修改和大擴充，最後在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作了最大規模的修改和擴充。本文引用的張元勳話語，未另加說明者，皆出於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修改的名之為《北大一九五七》“香港版”“修補版”的PDF形式的繁體字電子書，以下簡稱為《北》書。

在《北》書的第296頁上張元勳寫道：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全校各系同時行動，‘右派’師生受令魚貫而至，面宣‘開除學籍（或工職）、勞動教養’，而後一一押送至校衛隊集中，在那裏已被武裝看押，待人眾滿室即被押上汽車送往監獄！”緊接着他说：“所有的班級皆都‘減員’，昔日與共晨夕者消散了，尤有甚者，乃至一個班的全體罹難，按當時的稱謂，即所謂‘全部廢品’，這是何等地悲壯與悲哀！戰果輝煌！”張元勳竟誇大到這等程度，實在太令人吃驚了！他所講的減員、罹難、廢品等皆指是出了右派，而且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就已如此，比他的“1500人”之說更進一步了！

事實是，例如在地質地理系等系，有的班級沒有抓出一個右派。至於說一個班“全體罹難”更是荒唐。丁抒的一九九七年四月在香港出版的《北大在一九五七》中說“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張元勳也把物理系的右派排在全校第一；一九五七年五月筆者讀物理系三年級，四年級忙於畢業，一、二年級的出於傳統要看看高年級的動靜，因此筆者所在的“物54級”（一九五四年入學物理系）當是全校“罹難”最重的年級，物55級的王書瑤在官方人士協助下統計出物理系學生的右派比例是8.9%，他說“1954級是最重災區，總比例高達16%”；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時筆者還是名義上的物54級團總支書記，多少知道點情況。可是，物五四級沒有一個班的學生全成了右派，右派比例最高的是三班，也不到30%，離“全部廢品”遠著呢！

在《北》書的P.358，張元勳引用了其學友馬嘶在《負笈燕園》中的說法：“在一個接一個的‘反右’高潮之後，到了1957年的10月底，北大劃為‘右派分子’的有526人。後來，又經過了‘反右’補課，”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末，“北大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到了1979年4月，在為錯劃的‘右派分子’平反時”校黨委宣佈“共劃右派715人”。馬嘶的說法不完全確切，他不知道，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起，北大、至少是物理系，再次掀起了反右補課，“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彭真親臨督戰，並派其親信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楊述為物理系反右工作組組長，又補劃了一批右派，到三月初筆者被楊組長親自用鉛筆劃成了右派，據說是北大最後一名中箭者。

然後張元勳引用了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報》的文章，說北大劃了715名右派，“還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種處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見P.359）。715+842=1557，於是張元勳舒了口氣說：“不幸者的總數是‘一千五百五十七名’，這與本文開始所言之的‘1500’算是對上號的了！”（見P.360）。且慢，張元勳在七八個版本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都說了是1500人，卻沒有所有的班級都減員、全班罹難、受各種處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等等說法，後來補上的資料怎可用來證明早先結論的正確？這和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慣用的先作結論後找證據的做法有何區別？而且，他在《北》書的P.183寫有“充斥於北京大學那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師生的‘檔案’裏的盡屬此類誣誷之辭！” 可見他也是講了北大有一千五百多名“右派”的。把不幸者和右派混为一談，是張元勳的故意。要說不幸，可以說一九五七年的八千北大學子中的極大多數人都是不幸者。張元勳不過是強詞奪理以證明自己的一貫正確；而且他把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和不幸者的總數是“一千五百五十七名”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講，欺蒙粗心的讀者不會聯繫起來看，足夠狡猾。

作為北大第四類學生右派，筆者比前三類右派更清楚戴帽和沒戴帽的重大區別，前者是敵我矛盾、後者是人民內部矛盾。筆者不知道窮鄉僻壤是如何實際處理的，就筆者躭過的首善之區的北大和科學院言，二種矛盾二重天。例如，方勵之沒戴右派帽子，雖給了除戴帽外的最重處理：開除黨籍，但開除黨籍的當年就讓他教書了；他的夫人李淑嫻是免於處理的右派，而且一九五九年就摘下了右派帽子，卻是十六年後才讓她上講臺。

張元勳還引用了《人民日報》上的話，說“北京大學物理系、中文系、西語系一九五七年的‘廢品率’也達30%以上。”北大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十三個青年幹部中竟出現了十個右派分子。”事實上，右派比例最高的物理系也遠沒有高到30%！筆者也不相信北大竟有右派比例那麼高的教研室，要知道青年教師中的右派比例低於學生。《人民日報》上的話怎麼能相信？張元勳是信的，他說“一個‘30%’，一個‘10/13’，這意味著何等驚人的一支知識份子的受難者大軍在陸沉中悲壯地淪落與消失！”（見pp.358-359）。他真信《人民日報》？是為誇大北大的反右慘狀嘛。

就算那個《人民日報》上說的“八百四十二名”真有那麼回事，但它講的是“受各種處分的人”，包括屢屢被張元勳斥責的“衛道士”江楓，江可是因強姦少女受的處分，怎麼能把“受各種處分的人”和右派等同看待呢？就算是方勵之那樣的“內控右派”等等份子也不能和右派份子相提並論。馬嘶提供的資料是明確界定為“右派分子”的，可沒有包括其他份子。

《北》書描述了“五·一九”（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之前及其後若干天內，北大校園裏發生的事情，自是任由張元勳取捨剪裁，他寫的書嘛。張元勳在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修改時，再次大量補充了北大主要右派當年的大字報內容（也大量補充了其他人的回憶），以及這些右派後來的受迫害情況，這些人皆在五·一九後數日內貼出了所謂“向黨進攻”的大字報，六月八日以後才跳出來的右派，則是“深挖”和“補課”的戰果了！張元勳說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已受到“群體圍殲”（見P.45），其後就被嚴密監視，連看大字報的自由也很少了。因此，張元勳對北大反右的敍述，極大部分依據的是他人轉述和一九七九年以後獲得的資料。北大反右，有著太多的慘烈，太多的悲壯，這個題目實在太大了，這本書也太難寫了。不管怎麼說，張元勳總是寫出了一些東西的，只是其中有些東西寫得不真實。

對本文開頭引用的張元勳的那段話，最後要說的是，筆者這個北大右派是經二十年（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後被改正的，而非“二十二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1500人無一例外地平反”。更需指出的是，對右派是“改正”而非“平反”，直到現在共產黨沒有給反右運動平反，他們只給單個的右派份子改正。雖然全國99.99%以上的“份子”都被改正了，北大的份子是100%被改正，但即使是在北大，主流現在仍堅守著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一月五日的說法：“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把改正說作平反，是個嚴重錯誤。筆者不知道張元勳是否沒有看出當局混淆“改正”和“平反”所包藏的禍心，但他堅持說“平反”，促使筆者一定要寫此信了。

筆者非小題大做，揪住人家不放。張元勳一開始就錯了，連續好幾句好幾層意思都錯了，窺一斑而知全豹，全文又會怎樣？講北大反右事，北大抓出了多少右派自是基本數據，右派是怎麼處理的也屬基本情況，基礎的東西是不可以隨心所欲胡亂建造的。

張元勳因反右確是吃了很多苦，被判刑八年（中文系的李亞白也是八年，歷史系的許南亭是十二年，數學系的陳奉孝十五年，物理系的劉奇弟十五年，……，劉奇弟入獄不久即被折磨致死），張元勳刑滿後則留場勞動，直到一九七九年底為止。他的文章中說在北大時他沒有作過檢討，若真如此也十分難能可貴。張元勳雖和筆者同年級，但比筆者年長三歲，筆者當尊稱為學長，他在一九七九年以後，自強不息，除了教學任務和專業著作外，不忘北大右派冤魂，不忘使母校使國家元氣大傷的反右運動，努力收集資料，盡心加以整理，花了近十年或更多時間，不斷修改，終致出版了二十多萬字的《北》書（比《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的篇幅擴充了近十倍），這種精神筆者是敬重的。但是，任何人對任何事都要實事求是，作為親歷者，對北大反右的敍述將會被後人視作“信史”，決不可信口開河呵。我們總不能飾林昭作資源、借回憶以售私吧。最難纏的是真中夾雜假，如何從真中剔除假？假作真時令人懷疑真亦假了。筆者無意傷害任一位北大的右派份子，無意傷害任一位為弘揚林昭精神出過力的人，然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張元勳文筆優美，描述精彩，手法細膩，故事入勝，畢竟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高才生。杏林高手，是否也是其文入選“往事並不如煙系列”叢書的原因之一？但若過頭就成賣弄技巧了，甚至可假以售私，至少是不真誠。你看，被批得體無完膚的開頭那段話，若跟他較真說北大沒劃出那麼多右派！他自認為可以狡辯說我連“右派”二字也沒有提及，可是他明明講的是右派，是北大劃了1500個右派。他的文友馬嘶就直率多了。這種文風在《北》書的尾部越發濃烈，並和越益使用文言文相輔相成。九十三年前“五四運動”時期胡適先生就疾呼“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因為文言這種死文字不能充分表述鮮活的生活。不過，也可利用文言的含混其義達到目的又不授人以柄，這也是筆者的不欣賞處，而且張的文言文讀起來似乎有點拗口，他並生造了好多辭語。大規模使用文言文只能說是一種倒退，《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就不是這樣。張元勳並屢屢引用先秦經典和歷代名著（並非每每恰當或需要），以顯示其古文了得和知識淵博。大概吧筆者這個理科生的文學水準太低了，請文科生去評說吧。筆者覺得，向世人炫耀才華表明還沒有從右派受辱的漩渦中解脫出來、恢復平常心。

在《北》書開頭P.6和結尾pp.371-385處，張元勳用大量篇幅對譚天榮、沈澤宜等人進行了粗暴兇狠惡毒瘋狂的破口大駡，令筆者非常吃驚！例如他罵譚天榮跪祈作叛、求赦賣友、至今還欲欺世仍在盜名、卑劣、惑眾、醜惡者、醜類、跳樑、呼嘯巧言、喪心病狂、喬飾誇張、無聊之作、拾人牙慧、剽竊成說、技拙而智窮捉襟而肘見、淺薄、狂妄、智昏、含糊混淆極盡捏造與誇大的能事，他的“政治活動”不是加強了“右派”營壘，而是令其削弱，他是“右派”營壘中的貨真價實的張國燾之流！（張國燾何罪之有？這是拾毛澤東的牙慧）。張罵譚甚至傷及劉奇弟。此處筆者無意評說譚天榮等人，個人歷史是自己寫就的，自有公論。但是為何要遷怒彭令範？彭令範在其回憶姐姐的文章中說了沈澤宜“舉止瀟灑”、“我認為張對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等話，於是張元勳喪心病狂地大罵起了彭令範，他寫道：彭令範之文妄記、妄說、捏造，跡近詆毀，任意拼接，妄自連綴，時序顛倒，張冠李戴，致舛誤臆說相齟齬者語五則有三焉，唯於“山東風度”（指張元勳）妄作貶損，置其亡姐之悲愴血淚之故交于下劣而妄作謬評，以己之見而妄作臆說。彭文既出，無聊欺世者踵之若騖，什麼“一個沒有情節的愛情故事”（指譚天榮）、“教我如何不想她”（指沈澤宜）以及一位“未婚夫”（指甘粹）的被專訪之類的濫汙之文競相問世，猶如糞溺與污水，向林昭滅頂潑去！這些喪心病狂的欺世偷手，他們哪里還顧及林昭的聖潔的鮮血！他們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死人吃鬼”地經營，他們在蹂躪、玷污著林昭的靈魂！勢必把這個為正義而獻身的聖女徹底毀掉！而彭令範則應屬如是之流的始作俑者！”努發沖冠，怨氣沖天，急不擇言，真是莫名其妙。難道不怕人家說是在爭風吃醋？對遠處他國孤苦伶仃的彭令範如此惡語相向，叫人無可容忍！筆者不知道他在紙版書籍中是否也是如此肆無忌憚地王婆駡街的。張元勳對那些人的謾駡，顯示了他欲壟斷評說林昭的最高話語權，做霸主。

在《北》書的P.120、P.123、P.184、P.187和pp.379-380等五處地方，張元勳用燕遯符來反襯譚天榮的卑劣，對此燕遯符著文《神殤--親歷北大一九五七》說“只有一处部分真实，其餘各处全都是子虚乌有”，她“不需要那不属于我的‘荣耀’”。順便說說，張元勳說燕遯符是“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見P.379），不對，她是“保留學籍，勞動察看”，因為拒不認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九年當三班倒的紡織女工！張元勳也用“真正的天才”沈迪克來反襯譚天榮的淺薄，張說“1957年暑期之後，……他杳然而沒，歷盡風險，亡命異國。終於讀完劍橋物理學博士，而後就是繼之以三十餘載的教授生涯。他遊學瑞士、澳大利亞諸遠國”（見P.62），事實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之前沈迪克一直在北大並未“杳然”，那以後也是在北京的工廠裏勞動察看，到一九六三年因張元勳友人的舉報才“杳然”，唯一送行者是也在該廠勞動察看的物54級同學肇恒標。此外沈迪克在英國獲博士學位後，就任的是香港大學物理系講師，直至北大百年校慶時沈也如是說。張元勳在出書前是知道燕、沈兩人的真實情況的！二○○○年十二月燕遯符和肇恒標曾當面向張元勳介紹情況，後並寄去了書面資料，但是張元勳和他的朋友狼狽為奸互相包庇，利用出版書籍的話語權弄虛作假粉飾自己。燕遯符、肇恒標和沈迪克都是筆者的物54級同學，多少知道些他們的情況。燕遯符還說張元勳“對其他人的記述和處理也有諸多謬誤和不實。”

張元勳是右派學生刊物《廣場》的主編，沈澤宜、王國鄉、崔德甫三人是副主編。王國鄉曾當面向燕遯符和肇恒標“點出一個個揭發了別人的人的名字，其中便有張元勳。自然，王國鄉的話可信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筆者欣賞燕遯符的說法：“在今天的我們眼裏當初的我們幾乎還是一群孩子。存點惻隱之心吧，在孩子身上慎用‘投降’、‘賣友’之類刻薄的字眼。高壓之下，一切帳（當）記在造成悲劇的總根源上，而不（該）記在孩子自己身上。”“不可以把當年的撿舉揭發交待統統斥之為‘賣友求榮’、‘賣友求赦’。那太刻簿太殘忍了。情形很複雜。比如有的人真的頭腦簡單，盲目相信組織；有當哥哥的把弟弟的家書寄回學校，請領導幫助，加強教育，結果弟弟成了右派；有的人向組織交心，自己成了右派……。既便是因為害怕，因為爭取從寬處理而揭發檢舉，也是人性脆弱的真實寫照，已經夠可憐的了。”但是“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之後的情形卻不相同了。如若極少數沒有淨化好的人自我膨脹起來，為了在‘影子內閣’裏爭座次鬧個青史留名而搞陰謀詭計傷及別人，這個責任只能由自己來負”。

本文將寫完時筆者特發奇想：查查張元勳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看法，毛發動了反右運動，鄧是“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具體領導了反右操作。於是筆者以“鄧小平”為標的搜索了《北》書全文，只找到一個鄧小平，是在譚天榮的大字報裏，張元勳錄入該大字報是為對它大加撻伐，也就是說張元勳本人根本沒有提起過鄧小平！筆者也搜索了“毛澤東”，找到了三十二個毛澤東，主要出現在張元勳引用的他人的文章中，敍事性的，張本人甚至稱讚了毛澤東，說“精通文史、極擅詞章的毛澤東不會如此之用詞不當，更不會“賜封”得如此慷慨與奢侈！”（見P.371），那是為痛斥所謂毛賜封譚天榮為“學生領袖”之說。都廿一世紀了，講反右，講北大反右的書，而且不是在大陸出版，竟不批毛、鄧，豈非咄咄怪事！另一方面張元勳對毛、鄧的繼承人卻大唱讚歌，說“今天，我們的改革開放已取得了偉大輝煌的成就，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也走上了科學化與健全化的道路”（見P.335）。《往事微痕》的鐵流雖也頌鄧贊揚當局卻不忘批毛，張元勳可更加知進退識時務了。感情是那麼豐富，懷念是那麼深沉，壯懷是那麼劇烈，渲染是那麼紛呈，佈局是那麼精緻，張弛有度，高潮迭起，原來是在編天方夜譚，直個可去申請茅盾小說獎了。這就是張元勳？這就是《北大一九五七》？

即便如此，筆者也願採用《神殤--親歷北大一九五七》的結尾之說“大家還可能再活很多年，畢竟有過一段共同的遭遇，祝未來的歲月裏慎自珍重，一路走好。”

還想說幾句多餘的話。《北》書中收錄了很多人當年的大字報，四五十年前的文章能再次刊印總是高興的，現在筆者嚴厲批判了發佈人，會不會引起被張元勳揚名者的不快？這是感情問題，筆者明白，並非理性的思考。《北》書大規模擴充內容，作者是否也有自我保護的考量，筆者不知道，客觀上能起這個作用？想起了二年半前筆者發出《我看到的黃河清》電子郵件後，僅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天之內黃就組織了九封電郵向筆者發起了圍攻，因為黃河清任電子刊物《往事微痕叢書》主編時，刊發了很多人的回憶錄，其中一些感謝黃河清的人不顧事實對筆者破口大駡，把筆者罵進了醫院。但願不致重蹈覆轍，在筆者恐怕也是稟性難移了，管他的。

右派本無派，只是些“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眾聲喧嘩之士。現在我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喊上一聲：回歸實事求是！而且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才有利於右派索賠和中國的民主事業。張元勳的《北大一九五七》曾被讚譽為評說北大反右的經典之作，筆者不知道是否有人對之批判過。

1957年暮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來北大召開學生座談會，傳達毛澤東講話，號召發揚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三害”惡行。話已說得如此激越如此懇切，顯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偉大領袖披肝瀝膽之言，且是派文化教育意識形態領域最高官員來轉告的，毫無機心的毛頭小子們怎能不激動萬分積極回應。誰知陷阱早已挖就，虛“席”以待，就等著北大的傻小子們一個一個往下跳了。北大學生中了最深的“陽謀”毒計啊！於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傍晚，北大學生大飯廳外牆上貼出了大字報，次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李花開，出現了鋪天蓋地的除三害大字報。北大學生的生活區（後來稱之為“北大三角地”）成了全國最早進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場所，不是之一是唯一，最早也最烈。終致，北大學生的右派比例成了全國之冠。北大，實是全國反右的重災區呵，最重！

北大的反右史，既不容抹殺、縮小，也不應誇大。學物理的人其學養或說職業習慣是實事求是，二○○九年十月“再修訂版”的《北大物理九十年》就秉筆直書：“反右運動對全國的知識份子起了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巨大作用，對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傷害尤大。一大批品質優秀並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師生受到了重大打擊，許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有的人在逆境中奮起，仍為我國的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反右運動’不僅對一些優秀人才個人是埋沒了才能的問題，對於國家也是不小的損失。”“北大物理系的學生中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國物理系之首。”（pp.57-58）。該書有二位主编，第一主編是沈克琦先生，這位一九四三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物理系的老共產黨員在一九五九年曾一度為北大物理系的代理黨總支書記，後任副系主任和北大副校長，他的官方身份明顯，反右期的情況筆者無從知曉，但至遲到二○○九年沈先生已高舉起了實事求是旗幟，而北大當局至今對反右仍持鴕鳥政策。

關於頌揚林昭精神的一些不實事求是之處，筆者將另行作文。

             （全文完，以为北大“五·一九”五十五周年祭）

             （全文完，以为北大“五・一九”五十五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