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鲍彤:我的国家观――认同普世价值的世界公民

鲍彤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具有路标意义的突破,是出现了敢于向神圣的国家质疑问难的白桦精神。是他穿透了党国至上的黑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号:“祖国啊,我爱你呀,你爱我吗!”这是中国作家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强烈的一吼,是觉醒,也是启蒙。


更安全更自由更人道的租界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7月卢沟桥事变,8月上海被炸,11月20日我的家乡
硤石镇被日军占领,那时我5岁,懂得不能做亡国奴,要抗日。上学后,读鲁迅,原来日本也有许许多多善良和平的居民。茅盾的小说告诉我,
“抵制日货”无异于趁火打劫,挨打者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小商小贩。

1937年初冬我家开始逃难,逃来逃去,1938年逃进上海法租界,才得以定居。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那时却托欧美帝国的福,成为一种孤岛式的绿洲。如果你读过夏衍先生的挚友于伶先生的剧本,就会理解“中国地界”的居民,如何为逃生而争先恐后,潮水般涌入租界的狂潮了。我家在蒲柏路口,附近有中共“一大”的会址,向南是西门路,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办公处。当时的长江三角洲,掌握在北洋军阀齐燮元、卢永祥、孙传芳手里。中共选择在租界里开会和办公不是心血来潮,无非想托租界的“福”,因为有目共睹,那里比“中国地界”,更安全,更自由,更人道。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时的一位同事,她的父亲是1927年时工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起义中被枭首示众,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杀头和挂头,都出自自己的同胞之手,不是外国人杀的。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占租界,向大企业推销汪记中宣部的《和平日报》。我的父亲鲍佩人先生在益丰搪瓷公司任职,硬着头皮和上面派来的人商量,可不可以不订?来人很硬,说,不可以!佩人先生再问,如果不订,杀不杀头?来人说,那倒不至于。佩人先生回答他,既然不杀头,就不订了。来人语塞,怏怏而去。直到抗战胜利,四年中,益丰只看《申报》、《新闻报》,不看《和平日报》,被传为美谈。得知父亲的爱国事迹后,我决定抵制日文考试,把白卷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但后来被父亲晓得了,挨了一顿教训:不学日文不等于爱国!



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世界公民


思维离不开概念。概念可以使人明白,也能叫人糊涂。国家就是既能叫人清醒时也能叫人糊涂的东西。使从小不求甚解的我终于明白过来的,是马克思先生。《共产党宣言》宣布:工人无祖国。提出这个结论是十九世纪的一大进步。列宁不配继承马克思。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替布尔塞维克制定的战略方针叫做“使本国的政府和军队败北”,那是把水搅浑,“乱中夺权”的战略。无怪乎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列宁被证实是领取德皇津贴的俄奸。他如果真的坚持工人无祖国,就应该坚持使双方的好战分子共同败北,使双方的和平居民共同胜利。

工人无祖国,农民同样没有祖国,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世界公民。资本家为了自由地取得资金、技术、设备、原料、劳动力和市场,需要的是全球化,而不是国家化。为了生活,为了争夺牧草,有时不得不高举“国家”旗帜,发起战争的,大概只有古代的某些游牧部落。

时代不同了。现在需要打着“国家”的旗帜而进行举国大动员的,根据我的观察,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称霸世界的政客和军阀。其中的佼佼者,有德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毛泽东,我们都很熟悉,领教够了。

第二种人,那便是不靠“国家”就不能能强占土地和资源,不能垄断权力和财富,不能能管住老百姓的头脑和嘴巴的领导者。掌握了“国家”,他们就能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离开了“国家”,他们只能落得一文不值。薄熙来是这种人的代表之一,我们现在正好有机会可以对这种人细细观察和研究。



奥林匹克精神与诺贝尔精神

“国家”这个东西,据说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击壤老人和他的同志们,偏偏把国家的作用看得很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把“国家”视同“不可须臾或离的布帛菽粟”,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说事,抓在手里弄权的人,除开以上那两种人,还有第三种人吗?谁见过?谁想得出来?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具有路标意义的突破,我认为,是出现了敢于向神圣的国家质疑问难的白桦精神。我无缘结识白桦先生,但我敬重他,是他穿透了党国至上的黑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号:“祖国啊,我爱你呀,你爱我吗!”这是中国作家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强烈的一吼,是觉醒,也是启蒙,惜乎被邓小平扼杀在发声之际。31年了,白桦先生一直被“四个坚持”剥夺了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这是我们祖国的本质特色。

奥林匹克精神好,更高更强更快。我不赞成用爱国主义,或者爱省主义、爱县主义……诸如此类的庸俗口号干扰和污染奥运。诺贝尔精神好。人道,和平,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反对用“本国特色”对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至于领土争端,我赞成和平辩论,和平磋商,不赞成“武力插上旗帜,战争解决问题”。解决争端,需要理性。靠愤怒,靠喧嚣,靠拳头,难免中国家主义的毒,上“国家爱好者”的当。

                        (2012-10-15)


白桦在白桦林中
白桦和《苦恋》

中国电影剧作家、诗人、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14岁时便发表了第一篇诗作,第一次以白桦为笔名。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他1951年开始创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从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白桦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至1976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也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都毁掉,扔掉所有的笔。1979年白桦获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他又义无返顾地把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禁锢。期间他代表性电影剧作有《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及《最后的贵族》等。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亦成为胡乔木、邓力群反动”反精神污染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 (翟边胡栋)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1 条评论:

  1. 这个杂种还没死啊,去到地狱里做世界公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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