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9日星期二

于浩成:痛悼老友许良英

图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新世纪特稿2013年1月29日】
昨晚胡少安来电话,告知老友许良英去世的消息。前些天,许的夫人-历史学者王来棣去世,不久许本人也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医生说如再不醒来,有成为植物人的危险。现在,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许良英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我们的民主法治改革的战友。他的去世是为我们的重大损失。我感到十分悲痛!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与他就结识了。1976年初过春节时,我从沙洋五七干校获准返京回家,在厂甸旧书摊中偶然买到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写信给许,他立即回信,并将其第一二卷寄赠给我。我看后才知道,第一二卷都是讲的天体物理学,我一点也看不懂。第三卷为社会政治评论文集。其中一篇讲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管理公有财产的官员们能否有民主监督,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意)这段话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给了我以重大启示。后来才读到南斯拉夫第四号人物-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奥地利著名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夫的《社会主义-通向奴役之路》,(台湾殷海光译)更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一书给我印象极深。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为了纪念反右三十周年,提出召开右派问题研讨会(见图)。许良英还给我写了邀请函,希望我参加。但是,钱伟长将此事向邓小平告密,邓即发怒,下令制止该会的举行。同时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因为邓错将许良英记成王若望,许方逃过一劫。
1989年2月,我主持的"法制与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所"在首钢召开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会。许良英应邀出席并带来许多自然科学家签署的,向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请愿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央发出的三封请愿书中的第二封)与会很多学者,作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如:李洪林,张显扬,戈扬等。
当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学生悼念并示威游行。几天后,许良英给我打电话,介绍北大的一个学生找我,后又取消了。但是当晚北大学生刘刚还是来到我家。他拿出北大自治学生会的章程和宣言草稿,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修改。我表示这事我不便参与。刘刚表示不满,说:"你们只是号召民主,而不做实事。"他还是让我提意见,我便在宣言草稿上做了些文字修饰。过后许良英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给我找了麻烦。原来许并不同意刘刚来找我的。六四以后,我被关进武警学校时,专案组老王询问我这件事。我说明后,第二天老王就取来当时我改过几个字的草稿,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90年底解除我的"监视居住"被释放回家。2月份,许良英约我写一篇关于政改与民主的文章,他也同时写了一篇,共同发表出来。其后,1994年春季的一个大风天,丁子霖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本英文书赠送给我,现在她手上,是否去她那里取书。我看风太大,就说改日吧。当天下午,丁子霖,蒋良坤夫妇来到我家送书,并拿出一份"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制"的信,让我签名,我立即同意并签了名。当晚,我考虑,我正向当局申请赴美讲学(三年来,美国几个大学多次邀请我出去讲学,公安部一直未批)我怕这个签名会影响我的出国申请。次日上午,我找到许良英,告他我现在的处境,许同意为我撤出签名。后来我听说他们又找了邵燕祥等两三个人签名后发表了。丁子霖还说有一人参加签名后又退出了。我深感许良英的宽厚大度,对人的体谅,理解。
2005年,我在美国旅居十一年后回国。我与许良英通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他的民主论一文中的段落,他很高兴。我们对有些中青年人在发表文章中总是喜欢自我作古,发表任何理论都表示是自己的创建,不遵守世界学术界的惯例,不尊重别人的创意很是反感。后来我听说他和李慎之曾相互通信,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向他提起此事,他立即将他们的讨论通信发给我。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也同我讨论他的观点。
2008年底《零八宪章》草稿曾有人向他征求意见并签名。他对文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十分认真慎重。因一些提法没有达成一致而没有签名。但是他表达了对这个文稿总体的支持。
朱厚泽逝世时,在向朱厚泽遗体告别会上,我遇到许良英。他已做了轮椅,但是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许良英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对我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十分巨大。他身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为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奔走呼唤,成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治学认真严谨,对人宽厚宽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敬仰!

20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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