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吴祚来:不能站在中南海立场上看改革开放——对吴稼祥中青报文章的批评

图:右起叶匡政、吴祚来、吴稼祥、章怡和……

邓小平没有彻底打破教条

我的朋友吴稼祥先生曾供职过中南海,曾参与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后因八九民运而遭到打击,在秦城监狱里待过多年。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稼祥兄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的文章,主要谈的是有关改革"方法论"问题。在我看来,他的这篇谈话主谈的倒不是改革方法论,而是一篇站在中南海立场上说话的告白书。
吴稼祥开篇就说,调侃邓小平"猫论"的人,是没有认识到猫论的实质,它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稼祥还博引出猫论来源于四川民间俗 语,以及当年刘伯承在战场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总结猫论的核心价值是:一切都要看情况而论,不能把自己锁定在教条与本本上。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猫论是让共产党人回到常识,为什么要回到常识?因为毛时代一切都是反常识的,从大跃进到打击右派,从大锅饭、大炼钢铁,到"文革",毛时代用斗争与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邓小平的猫论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农村承包土地政策方面,万里与赵紫阳通过回归常识,使农民解决了温饱, 所以他们就是扮演了好猫的角色。
吴稼祥认为邓小平一直在除教条化,这不确切。邓小平只是废除了部分教条,或者废除了生产生活领域明显反常识的教条,但最大的教条邓小平不敢反,也不想反,譬 如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这两根粗如卧龙的大教条邓小平一直紧抱不放,这不仅是邓小平的巨大缺憾,也是后来造成六四灾难的 根源。不放弃教条,不追求人类共同的政治伦理或政治价值。邓反了两个凡是,却创造出"四个基本点",两个凡是是两个教条,四个基本点是四根教条,邓小平只 是在劳动生产与经济层面回归了常识,在政治层面,没有回归常识。
吴稼祥说:按照"两个凡是",别说改革,连邓小平和陈云恢复工作都不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被毛泽东罢黜的。
如此说来,邓小平反的两个凡是,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心态,反的只是毛时代形而下的决定,而对毛时代形而上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反,而且还强加维护。为什么吴稼祥没有看清这一点?

邓小平不政改直接导致六四学潮

更为严重的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起来是释放某种自由竞争的善意,但一个"让"字,使我们看到极权者的开放语言背后,誓不放开的是铁腕:我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些人就会先富起来。在农村与小商品领域的自由竞争,人们靠体力与小商品生产流通可以得 到某些财富,但邓小平时代的价格双轨制,不仅使特权阶层暴富、物价飞涨,也直接促成了八九学生运动。
邓小平不仅暴力镇压了民主运动,还将运动的责任推到民运师生头上,认为这场风波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因为早来,他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些"老人"是什么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敢于杀人放火的人,是敢于在把坦克开到广场上,公开镇压和平抗议人群的人。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没有主张公平正义,开放没有引进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低层面的,只在器物 层面上,而非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当年他为一所小学题词: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但在中国政治改革方面,他不是面向蔚蓝大海,而是跑 到小河中,假装摸石头,仍然面向马克思与毛泽东。

普世价值是检验人类实践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是改革派在占领理论制高点,以迫使华国锋们走下政治舞台。对邓小平 来说,实践就是实用,实用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小平不实用的,就不可能是真理,枪杆子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出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出真理。邓小平凭借枪杆 子,使三任党的总书记"杯酒失政权",(在邓时代是枪指挥党,江时代过度到胡温时代,仍然是枪在指挥党)在理论领域不争论,不争论的本质是不允许别人与自 己争论,一意孤行,一言九鼎,邓小平自己成为国家教条与禁区。
中国的政治伦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再无任何建树,中共一直没有进入到形而上的价值思维。由于邓小平的局限,直到今天,中共一直视普世价值为西方价值,不允许宣传与讨论,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不可逾越的政治教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检验实践呢?不能用真理来检验实践,只能用价值,实践如果不能给人类带来 价值,实践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来检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使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得到实现吗?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民 主、宪政、博爱、诚信,这些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元素,你生产食物,人们需要的是食物中的营养价值,你发展政治,人们需要的是政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元素,这些 价值元素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共在延安时期就已明确倡导,可惜中共的政治实践由于继续遵循马列教条,不能回归政治常识,所以南辕北辙,离他们自己的特色很 近,而离人类普世价值越来越远。

邓江两个时代确立了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邓小平在精神层面与毛泽东一体化,他的进步只是体现在生产生活及相关流通领域,邓没有任何理论建树,江泽民时代把 邓的实践理论化了,邓的实践就是红色权贵主义,红色是帽子,权贵资本主义是实质。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用红色 做资本,而不是用金融、科学发明为资本,所以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主要依靠掏空国家利益与做空国民利益,以牺牲人权、环境、牺牲公平正义与政治文明为代价,以 牟取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江时代最可怕的是败坏了社会道德,把知识分子包括教育科技与医药均推向市场,金钱利益左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 到胡温时代,利益成为社会主流追求。社会中间力量、应该坚守价值伦理的知识阶级,被拉下了水。而红二代稳居上流,纽约时报报道的中共八老后代掌控巨额资 金,显然不可能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经营的结果,而是红色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中南海角度看,它使中共变成全民党,使中共具有了开放性,保守的左派强烈反对中共的这种开放,认为它违背了原教旨的马列主义精神,中共 应该由无产者、工人农民等组成,绝对不允许资本家进入中共集团,但江泽民在形而下的经济领域与邓小平一致,只要不反对中共,只要你的知识与资本能为我所 用,就可以进入中共,成为中共权利共同体一员,形成权贵利益共同体。
大量资本家、名流明星成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成为中共宝座边的贵宾。
吴稼祥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南海时,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社会主义到了中级与高级阶段,会不会重新实行共产均富,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心里没底。
吴稼祥显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君王之腹,中共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一旦形成,红色政治就完全破产了,王震无法控制自己的儿 子,其它八老或十老也无法控制自己下一代的资本膨胀,中国的高速发展完全是权力与资本的纠集,形成巨大的内驱力,既促使经济泡沫化发展,又通过国家无休止 的投资,使经济持续高位运行。有评论家形象地调侃:中国是高速骑行的自行车,只要停下就会倒下,中共已无力再次发动红色革命运动了,国家财富都集中要权贵 们手中,权贵们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方针,他们会发动一次以剥夺资本为目标的革命?

结语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理论,都被吴稼祥视同摸石头过河中,被统治者摸到的石头,这些石头只能 用于中南海的自慰,而不可能引渡中国达到政治文明的彼岸,只有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的巨大价值支柱,才可以支撑政治文明的桥梁,使每一个中 国人都可以平安走在这座雄伟的大桥上。
中南海不是海,它只是一条臭水沟或一潭死水,稼祥兄不要以为站在中南海就望见了政治文明彼岸,中南海的视野高不过大清遗留下来的破落的红墙。

吴祚来
学者,旅居美国。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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