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图为司马璐(张伟国摄于2005年)
我于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18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痩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17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辩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

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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