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标题用了问号，然而十八大结束以来中国政情的发展，已经可以大体给出一个肯定性断言：是的，一个“红色帝国”正在崛起。（注1）这个事实值得全世界关注，也似乎给现代人类文明和中国民主转型提出了一道难题。
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左转
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党国独裁体制，这几乎是自由知识界的共识。近10余年来，呼吁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的呼声在中国大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温和的民间自由派、党内民主派、新权威主义者乃至某些“宪政社会主义者”都在以各种形式敦促当政者顺应历史大势，哪怕先从“碎步改革”开始，先从体制内可以做、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建立起官方与自由民间的沟通渠道，一步一步创造条件，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习近平一代新的领导人上台，也曾给人们以希望。有些人甚至以习的父亲习仲勋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为由，想当然地以为小习也将效法其父，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的推手乃至“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然而，这一切想象均落空了。民间呼吁宪政改革的“热脸蛋”不但碰到了官方拒绝宪改的“冷屁股”，而且事情还要糟糕得多：自十八大结束以来，官方反宪政逆流甚嚣尘上，文革式意识形态大棒满天飞舞。今年（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中共中央“9号文件”，该文件一下子列出7种必须加以批判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
1.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2. 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3. 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4. 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5.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6.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7. 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注2）
几个月来，作为对“中央精神”的响应，大批御用文人甚至军人撰写的反宪政檄文充斥官媒。最近的例子如2013年10月16日《求是》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摘要播出此文。该文复述了“9号文件”的基本内容，称“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维系和支撑，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族也不会有凝聚力”，而“国际反华势力骨子里是不希望中国发展壮大的，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化是手段，分化才是目的，一个分裂动乱、软弱涣散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西化、分化中国最主要的一手，就是搞意识形态渗透，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也是最厉害的一手，是釜底抽薪的一手，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注3）
一党专政与“红色世袭”
人们惊诧于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及御用文章的恶毒、蛮横、毫不讲理，为了维护一党统治的私利，竟然不顾基本逻辑，一定要给宪政、普世价值等主张加上“西方”的罪名，却绝口不提没有掌握政权时的中国共产党天天在用宪政标尺批评国民党；当政者甚至把所有善意的批评、建议统统歪曲为“敌对势力的图谋”，又用“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维系和支撑，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之类恫吓它的臣民。当人类早已进入21世纪，民主、自由、人权等准则已成现代文明的基本公理时，还在用这套党国不分、“中国特色”的愚民术欺蒙视听、排斥异见、糊弄百姓，说来真是令人不齿！
那么如何解释当政集团如此冥顽、如此悖谬的行为？
不想放弃权力自然是中共当政者的基本心理。在他们看来，“宪政”就是搞多党制，就是让共产党下台。尽管温和的自由派一再声称宪政只是改变制度，改变规则，至于共产党是否下台，要看选民的选择和共产党自己的表现；和平的转型、公平的权力竞争与权力替换机制甚至给共产党提供了体面的出路和自身转型的无限可能，共产党应该顺应乃至主动引领这个历史潮流。但这一套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准了自由派是在给党国挖坑。此可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今天的习近平，历代中共当权者的共同认知模式。但仔细分析起来，他们之间还有不同，乃至重大的不同。
江、胡两代中共领导集团，出身平民者居多，虽然在他们掌权期间，“太子党”势力已经在发展、蔓延，但毕竟尚未占据最高权力中枢，故江、胡带有明显的“守摊者”角色特征，加之尚未走出六四镇压带来的合法性阴影，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守邓氏遗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取精神差，“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可谓对江、胡时代的一个传神描述。习近平上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但表现为十八大常委班子中出现了习近平、俞正声等标准“红二代”，而且在于刘源等“红二代”军界代表人物对最高权力中枢开始产生直接影响。“红二代”领导集团不同于江、胡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更为明确的“江山意识”，也就是，“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他们对守住这份“家产”负有天然的责任；党国肌体的严重癌化激发了危机感，同时也激发了使命意识。仅仅“守摊”是没出息的，“红二代”领导人的抱负是要实现党国的“中兴”，这个“中兴”将证明“红二代”无愧于他们的父辈。而在现实利益层面，“中兴”又将意味着党国权力的重新稳固，这对于遍布党、政、军、国企、民商各个领域、已经控制中国政经命脉的太子党集团来说，乃是其既得利益的最佳保护。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局，仅仅讲一党专政已经不够了，还要加上四个字：红色世袭。“红色世袭”不同于中国前现代皇权时代的皇位世袭，因为权力传承不再局限于天子一家；但“红色世袭”又承续了前现代皇权制度的根本和精髓，那就是血缘关系构成权力传承关系的基础，只不过中国党国时代的血缘传承表现为“红二代”对其父辈权力的集体传承，而不再是某个家族的单独传承（比如北朝鲜金氏家族）。
“红色帝国”的崛起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未来中国政治的影响至深且巨。从实践层面看，“红二代”领导集团正在迅速抛掉江、胡时代谨小慎微的形象，而同时在几个重要方面展开动作：
首先，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宣示党国权力不容挑战，这是一年来反宪政逆流高潮迭起，官方主动出击、重拳打压民间反对力量的根本背景；（注4）
其次，对内展开大刀阔斧的反腐和毛式整肃（所谓“洗洗澡、照镜子”、“群众路线”乃至“民主生活会”之类），以期改善“党风”，整顿吏治，收复民心；
第三，继续推进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包括金融、商贸、劳动保障、住房、教育、民营企业的平等待遇等，这些领域的改革成功了，均有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四，借助30年经济增长造就的国力强势，“红二代”领导集团一改过去“韬光养晦”的邓氏国策，开始在国际舞台和对外关系领域频频示强。笔者称之为党国版的“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它的解读可以包含三层意思：在民族国家层面，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现；在民族记忆层面，这是被党国刻意渲染的一个曾经辉煌、但饱受近代列强羞辱的古老民族的“复兴”之举；而在党国政治层面，这又是确立、强化党国体制与党国政权合法性的新动能、新支点。在党国现实逻辑中，前两条必然服务于第三条，且最终归结为第三条。
钓鱼岛是精心选择的第一个切入点。党国一改过去数十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低调，借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机，迅速把这个无人小岛炒作为东亚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接着是南海问题。围绕南海一些岛礁的主权归属，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产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过去也存在，但最近一年来大有升级趋势。中国海军和空军实力的迅速增长是重要背景。而如果说南海问题体现的还是较为单纯的民族国家层面的利益交织和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党国展示的外交新思维和新布局则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这个战略意图的根本点是在未来同美国争夺对世界的“引领权”，因此它既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更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毛式“世界革命”是“红二代”（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整个一代人）曾经的“理想”，虽然今天很难说还有谁相信这一套乌托邦，但既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东风”、“西风”之争就仍然是个现实。“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和西方较量一把？为此，习近平上台后的一年，党国迅速展开外交新布局，一方面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层次及“战略合作”水平，形成联俄抗美的基本格局（注5），一方面把外交触角伸向非洲、拉美，以拓展党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战略利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都是实现这个战略意图的新的国际组织框架。至于欧洲这头病老虎，党国的办法是又打又拉，充分利用欧洲经济的不景气，让反共的欧洲各国政府臣服于党国的金钱、商贸外交。
所有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当然是遏制美国和西方，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并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反遏制。
这难道不是一个超级红色帝国的崛起？
可以说，这个超级“红色帝国”既是党国，又是帝国。对内，它是党国；对外，则越来越像帝国。把二者连在一起的，是它的红色。
三中全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然，“红色帝国”内部并非充满自信，刚刚闭幕没几天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就是证明。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习近平的话讲，这是因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注6）。“国安委”的设立就是为了应对此“双重压力”，就是为了满足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安全需要”。
首先是内部安全。请注意，“对内维护政治安全”是一个新提法，至少是在公开的文件中。所谓“政治安全”，说白了，就是党国的安全，政权的安全。凡批评一党专制者，在人家看来都威胁到党国的“政治安全”。所以党国才要严控舆论，打杀一切反对力量。习近平本人在今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8∙19”讲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根据网上披露的材料，习在这个讲话中提出对意识形态问题“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对这些言论，不仅要在网络上加强控制，而且要落地做人的工作。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必须教育引导，要建立责任制，所在地方和单位要切实管起来；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样摸着黑打来打去，也决不能让这些人在那里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注7）
除了互联网，公众维权、民族地区冲突、港澳自治呼声等均涉及党国“政治安全”，所以新设立的“国安委”又是一个超级的党国强力机构，它将整合公安、国安、政法、武警等内部安保部门，连同涉外的外交部、国防部及中联部等部门，组成一体化的国家强力决策机构。对内，它将确保臣民的忠诚，至少是就范，这是党国“政治安全”的需要；对外，它将确保崛起中的“中国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红色帝国的需要。它要具备处置国内、国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为此它必须整合党国的所有资源，而且用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权力掌控之。
以上对这个超级强力机构的描述，大体不会错。
它告诉我们：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一个红色帝国；这还是一个新极权时代的到来。
再谈中国政治转型的三种可能
这一切，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或曰，在上述背景下，当如何估计中国的政治转型？这种转型还是可能的吗？其前景又如何？
笔者在几年前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中，曾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给出三种可能性预期：
第一种可能：“中左”与“中右”主导改革，在较平稳的制度转型中达致宪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注8）。
“中左”在这里指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右”指中国民间的温和自由派。二者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汇合一处，理性地、渐进地推进中国民主转型，本应该是未来中国转型之路的最佳选择。但这需要条件。一方面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官方形成足够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当权者对这种压力做出正面回应。从这几年的实际政治演进看，情况并不理想，甚至恰恰相反。中共当权者，从胡到习，对中国民间民主化要求的回应，均是负面的。胡锦涛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对“茉莉花散步”的强力震慑，表明中共“守摊”领导人全无政治远见，丢失政权的恐惧远远压倒对民族未来的历史责任感。习近平的“左转”则继续了这个倒退势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红二代”领导人的“江山意识”从根本上对立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方向。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的第一种可能（即体制内外结合的理性渐进转型）的可能性在降低。
那么，中国可能崩溃吗？诚然，“党专制体制有其内在的脆性，在常态下，它可以有效地维持自己、复制自己，然遇到非常情况，却极可能出问题。党专制控制越严密，社会减震装置就越少，越容易失灵，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注9）但是，近年来的党国实践却证明，这个体制有着异乎寻常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学习能力，它正在不触动党国制度根本的前提下尝试增加社会减震装置，它也在充分利用国力增长给予统治集团的所有有利资源。虽然党国的危机仍然带有根本性，即权力自身的癌变已经无法逆转，但只要它手里还有钱（经济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而不致发生大的波动），只要它把社会矛盾和冲突爆发点控制在临界范围内（一方面整顿吏治、遏制贪腐，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国民性的软弱、势利和小富即安施以“安抚”），这个体制再挺上十年八年乃至更长时间，并非不可能。更何况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正在成为党国新的得手工具，它能够发挥的合法性再整合作用也不可小觑。综合上述，我以为中国现存体制在某个触发点崩溃的可能性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实际发生的几率并不高。
这样看来，“主报告”中提到的第三种可能，即“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更接近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甚至“死而不僵”都低估了人家，“红二代”领导人还要实现红色帝国的“崛起”和党国的“中兴”呢！
当然，话说回来，历史发展的总潮流不会逆转。自由、民主、人权、正义是当今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便党国统治者也不能不从表面上接过这些口号，只是给它们加上“社会主义”的红色标签。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仍“继续充满了矛盾：既是经济增长中的大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现代专制主义国家”（注10）。“红色帝国”的“崛起”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凸显。然而，从根本上说，我质疑这个“崛起”的人类学含义，也不认为它真的会有什么美妙结局。即便中国的GDP在10年或15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那又能证明什么？一个骨子里不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不能给国民带来基本尊严的政体，即便获得更高的经济成就，也只能证明这个国家本身的畸形。更何况从内部看，带有前现代皇权文化基因的“红二代”集体接班，在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上将面临新的困难。前些时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已经让人们看到中国“红色帝国”高层权力继承的非确定性和权力斗争的无规则性。即便他们成功压制了民间力量的成长，这个“红色帝国”也可能毁于内部的自我绞杀。它绝不、也不可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更谈不上“引领世界的未来”。
总之，在历史哲学范畴内，中国的民主转型仍然是必然的。体制内外结合、理性渐进的和平转型，固然仍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者；崩溃背景下发生的突发转型也需要纳入民间政治家和转型研究者的思考视野，而无论其发生的几率如何；至于“死而不僵”甚至短暂“中兴”的党国体制，最终仍无法避免或转型、或毁灭的命运，则现在就可以断定。
（作于2013年11月19日，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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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我所知，最早用“红色帝国”这个术语概括中国当下政治变化的，是北京的政治评论家李伟东。他的《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一文已经在网络产生巨大反响。
(2) 见明镜新闻网记者陈曦“《明镜月刊》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明镜新闻网2013年8月19日。
(3)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求是理论网2013年10月16日。
(4)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始于习近平，胡锦涛执政后期面对汹涌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一轮强似一轮的打压。习继续了这个势头，并更有“主动出击”的味道。
(5)尽管从骨子里，中俄双方都彼此保持着警惕。
(6)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发布。
(7)见博讯网2013年11月4日报道“习近平“8•19”讲话传达全文曝光，杀气腾腾”。尽管至今未看到这个讲话的官方版本，但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博讯网提供的版本应该是真实的。
(8)见拙著《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页58~59。
(9)同上。
(10)同上。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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