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胡平:也谈红二代的使命感(上)

图: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举办的新春团拜会,2014年2月15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举行,图为团拜会现场。(中红网李学叶摄)


近几年来,“红二代”一词比较流行。
什么叫红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太子党是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红二代大都是官二代,但官二代未必都是红二代。因为官二代泛指所有中共官员的后代,而红二代则限于中共打天下一代的后代。例如日前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是一个红二代的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顾名思义,就是指父辈是中共延安时期干部的子女的联谊会。同类组织还有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也叫将军后代合唱团,但这里的将军是指开国将军,后来的将军不算。
所谓太子党,是指党国领导人的子女。刘少奇的儿子、邓小平的儿子、陈云的儿子、胡耀邦的儿子、陈毅的儿子、薄一波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都算太子党;江泽民的儿子、胡锦涛的儿子也算太子党,但他们不算红二代,前一类人才算。
从年龄上讲,红二代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文革时正在上中学上大学,属于老三届(中学)或老五届(大学),属于红卫兵一代。
很多人讲,红二代的特点是有很强的使命感或曰责任感,有很强烈的打江山坐江山、老子革命儿接班以及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的意识。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很不全面。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个群体,红二代的地位以及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初的大学和中学里,红二代(当时叫干部子弟)固然常常有优越感,但是在学校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毕竟,学校就是学校,在学校里,一般人重视的是学习成绩的好坏,其次就是在文艺体育活动方面的表现。在这些方面,红二代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尽管共产党一直很强调政治,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们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甚至包括黑五类子弟--也不比红二代逊色。那时候,即便是在红二代集中的学校里,不论是班委会、学生会还是团支部、团委会,红二代的位子都很有限。
自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国的政治迅速地“左”转。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尤其是在第九评中,明确提出,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学生政治优劣的首要标准,红二代的地位迅速上升,入团的入团,入党的入党,学校和班级的学生组织、团组织纷纷由红五类、首先是红二代们占据。有些红二代云集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红二代谈话,甚至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讲话和对毛远新的讲话。正是在这时,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的意识才急剧形成并迅速膨胀起来。
文革爆发,红卫兵应运而生。早期的红卫兵是以红二代为主体或为核心。在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委员会(这和后来的革委会不是一回事)里,红二代舍我其谁,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领导地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谭力夫的讲话流行全国。红二代的政治地位以及相应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心态和意识都达到最高点。
不过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整所谓走资派。很多红二代的父辈,昨天还是老革命,今天就成了走资派、黑帮,或者是被指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批斗、靠边站,红二代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些红二代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随即遭到打压,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绝大多数红二代都淡出了文革。在此后的群众组织--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领导机构中,几乎都见不到红二代的身影;在随后各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你也几乎见不到有什么红二代。
伴随着红二代的地位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心态也烟消云散。作为大独裁者,毛泽东喜新厌旧,排斥元老功臣,宁肯提拔选用新人。当年斯大林做得更过分,一场大清洗,把老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殆尽,大清洗后的中央委员会里绝大多数都是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人。因为新人没有本钱向独裁者挑战;因为新人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归于伟大领袖。
毛泽东对元老功臣既是如此,对他们的后代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红二代们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文革的中期后期,很多红二代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地位,入伍当兵躲避上山下乡,或被选做工农兵学员,日子比一般同龄人混得稍好一些,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度极其旺盛的政治雄心。
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林彪事件后,在一些年轻人中间萌发了反叛思想。可是查一查当年的记录就可以发现,在那些执着地探讨和勇敢地表达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之中,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红二代绝无仅有,偶然有一两个,其父辈也是高干中级别较低的——尽管以他们的处境,他们比一般平民子弟更容易接触到激发异端思想的书籍或内参。其实,有一些红二代也早就对文革、对毛产生了批判性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就是说,他们缺乏勇气,缺乏担当,缺乏责任感或曰使命感。
另一件事就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这场自发运动以悼念周恩来为旗号、为发端,很多参与者在其中表达了对文革乃至于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它表明了一代人的觉醒与抗争。应当说,“四五”运动所表达的理念,就和文革中后期出现的异端思潮一样,基本上还局限在国际共运,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在那时,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还极少,其理念还很边缘。这就是说,红二代中果然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理当在这个时候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地站出来,力挽狂澜,把他们父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邪路上扳转过来。但事实是,这场运动依然是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四人帮”说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合。有些人则以为这场运动的主角是高干子弟即红二代,也是不符合实情的。我认识不少“四五”英雄,也因此而知道很多别的“四五”参与者,但谁听说过其中有几个是有名有姓的红二代呢?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5期    2014年2月21日—3月6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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