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

袁伟时谈晚清既得利益者:变革共识与阻力

图:戊戌六君子祭(杨参军)


晚清政府变革是在反复受挫之后才选择改革?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袁伟时:不要以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对改革。在覆没的威胁下,他们也要寻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晚清70年,改革成败得失都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
  1865年开始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是改革。三次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内外强敌敲打,统治者不得不变。不幸,这样的片面改革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真正全面系统的改革是最后十年的“新政”。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两次被占,民穷国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国门打开,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当时朝野各方梦寐以求的是“富强”。而用当时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条陈变法自强事宜》中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更无致富强之术。”这既是当时的中国梦,也是甲午惨败后朝野的共识。
  如果没有革命党,清廷统治者会真心实意的改革吗?
  袁伟时:“真心实意”还是“假情假意”,这类词汇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煽动性语言。判断主观动机,随意性太大;研究历史的学者,不会太在意。分析行动主体的实际措施和客观效果,有根有据揭示过程和原委,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开其端,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的作用,许多读者上当受骗了。其实,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会成立后,马上就分裂了,几次所谓“革命”,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1911年黄花岗之役,孤注一掷,代价很大——一百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会的骨干,经费用尽,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而改良派——梁启超他们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例如,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
  有人认为,晚清政府变革的最主要方面是经济,而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为什么会是这样?
  袁伟时:晚清新政经济领域成效最著。这符合事实。但是不能说它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
  预备立宪搞得有声有色,从中央到基层都在尝试建立三权分立的体制。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吗?
  法律和司法系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新政期间,毅然抛弃了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传统制度,废除了沿用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并制定了一系列现代法律。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非常慎重对待清末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是在沿用的基础上适当修改。清末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变革幅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教育体制大变革,科举被废除,又是一项划时代的大变革。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教育体制,并且采取措施,妥善安排了原有的举监生员,稳步过渡,波澜不惊,非常成功。至今仍有人惋惜科举被废除。应该提醒这些朋友注意,科举的所有优点,都被袁世凯时代开始建立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继承了;而没有新式教育,中国要向工商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必然寸步难行。
  清末新政是一场上下结合的大变革。美国有位学者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新政革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
  不幸,清政府没有完成这场大变革。但是,接踵而至的政治集团也没有完成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清末新政开其端的体制改革的未竟事业。
  改革需要共识。当时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利益集团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袁伟时:鸦片战争后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前后的维新;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的意识。
  19世纪,皇族和满汉大臣的共同利益是保护江山不变色:内不被民众推翻,外免被外国占领。在这个共同利益下,分化出两大派:以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文祥等改革派和人数众多的保守派。后者有两个特征:
  1.坚持华夷之辨,坚守一些僵化的制度,不愿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改变。例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让外国公使进驻京师?更不要说信教和传教自由了。在经济领域也不愿意向洋鬼子学习,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固然抗拒,对国内的贸易也设置重重障碍,民间想办新式工厂、航运企业,比登天还难。光是要不要修铁路,就辩论了将近30年!
  2.害怕改革使自己丢掉官位。利益攸关,不肯轻易让步!
  义和团事件,顽固保守派和无知团民乱杀外国人和本国无辜的罪行,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血腥的罪行终于使朝野猛醒:再不接受现代文明就要亡国了!认真学西方的新政才得以开始。
  改革共识是挨打逼出来的。保位子的私利则是改革的阻力。
  1910年开始的要不要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辩论则是直接的利益冲突:广开参政门路——还政于民还是坚持皇族专制统治?清廷用实际行动作出明确的回答:
  1.组织皇族内阁,减少汉族官员人数,加强集权专制。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总理大臣庆亲王奕�比较开明但以贪婪和颟顸著称;度支部大臣戴泽等三人居然是二十来岁的皇族,德与才都无法服众。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
  2.收兵权。除其他措施外,竟让毫无实际军事经验的二十来岁的皇族毛头小伙子�昌、戴洵分别出任陆军、海军大臣!而在新练陆军中最有威望和实际权力的袁世凯则被迫退休,回乡“养病”!
  这对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拒绝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皇族内阁上台后,立宪派绝望了。他们转向与革命派结盟。由于他们在知识阶层和工商界中有巨大影响,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优势和领导地位,同时有自己的武装——各城市的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推动了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并维护了过渡期的治安。但他们没有成为革命派,对革命派后来一些错误举措是坚决抵制的。准确地说,他们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稳健力量。
  义和团事件后,有哪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怎么达成“新政”共识的?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
  袁伟时:政坛免不了有各种派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晚清新政期间最著名的有所谓总督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的党争等等,好些史书记录了不少他们争斗中的生动故事。这些都是查有实据的。不过,这些都是利益或官位之争。就大的方面——支持新政而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可能一直受“路线斗争”教育的熏染,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用派别观念去解释政治。其实,不一定符合实际。皇族要保皇位,这倒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他政治势力往往变动不居。
   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的共识是“有限革命”。而“有限革命”是部分利益妥协的结果。“有限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袁伟时:我不知道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有什么“有限革命”的共识。辛亥革命后的纷争,正好说明他们缺少共识。有人认为没有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就是“有限革命”。除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不会废除私有制,因而都是有限的。凡是实行封建制的国家,都要废除这个制度,连日本那样的维新(改革)也不例外。回到中国的实际,他们对史实的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
  历史研究贵在切实梳理史料,慎重概括论点。玩弄概念,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您怎么看这一观点?这是否也可理解为一种共识?
  袁伟时: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一直想打,但他们力不从心。谈判期间,他们还想以一些出格的条件,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用武力统一全国。日本政府和军人权衡利害得失,没有同意。他们参加和谈是被迫的。另一方面,皇族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交权,最后同意退位,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两极都是打不下去了,才真的愿意谈判。
  形势比人强。清帝退位、袁世凯政府成立,是当时各方以实力为基础,相互妥协产生的共识。
  有人认为,预备立宪没有得到实现的主要原因是满洲人是一个特权集团。您怎么看?
  袁伟时:清末,500万满洲人已是腐化和破落的集团。他们丧失了军事能力和统治能力,也没有生产技能,原有的薪俸又不足维持不少人口较多的家庭。其贵族阶层特别是皇族,是真正的特权集团,关键时刻不接受宪政,主要是他们作祟。
  宪政必须在保障公民自由、实行民主基础上以分权制约政府权力。上面说过,1911年5月,清政府却以实行内阁制为名,进一步把大权集中到皇族手上。皇族最大的私利是保住皇位和专制权力,从这点说,清末新政功亏一篑的最大原因是皇族不肯放弃特权。
  另一方面,革命派也抓住清帝国是少数民族占据皇位的弱点,鼓吹恢复大汉江山。这是武昌起义所以能得到各地迅速响应的重要原因。
  按照现在的改革定义,清廷的改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再到预备立宪。这看起来,清廷一直在改革,为何它还是垮了呢?
  袁伟时:说来话长。总的说就是一句话:由于传统包袱太重,不愿切实学习、移植现代文明。在《晚清大变局》一书中,我用一整章40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有几个原因:
  1.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着力最多的发展经济,依靠的是办官办垄断企业,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发展的自由,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2.没有及早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培养足以满足社会转型需要的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
  3.沿用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治体制和腐化、无能的官僚机关,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4.领导核心见识短浅和软弱。慈禧总是挑选小孩接班,选用的多半是庸人,听话啊。
  归根到底这是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朝野的观念变革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排斥现代文明的天朝大国的心理挥之不去。
  有人认为,清朝的灭亡不是改革改的,而是太平天国运动推动的。您怎么看?
  袁伟时:有些史学家认为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实权转移到地方督抚,特别是汉族督抚手中,造成清帝国的瓦解,甚至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第一,清帝国所以覆灭,是不能当机立断实施宪政的结果。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夺命符》(已收入《晚清大变局》)有详细论述。
  第二,地方有实权不可怕。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实行地方自治的;统一是宪法共识和实施宪政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后的混战领导人有几个是原来的督抚?
  不要忘记极端思潮的体现着——国民党,一直认为全国政权没有抓在自己手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因此不惜三度挑起战争。可是,1928年全国政权到手,国民党内部的内战也连绵不断。
  宪政是现代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您在《晚清大变局》里谈到,“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那么,清末新政又有那些成绩被后来继承了,那些被中断和废止了?
  袁伟时:清末新政的成果在北洋时期被全面继承下来了。不幸的是袁世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称帝后,没有哪一人和哪一股政治势力足以维持全国稳定的局面,改革无法进行到底。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法律被继承下来了,地方自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大体上被继承下来了。但政治领域摧毁了清末新政追求、并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的三权分立体制,倒退到一党专政,取缔言论自由。
  
——原刊于《长江日报》,采访人:李晨。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