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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

黄一龙: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

黄一龙



60年前那场反右派运动,挨整的罪人们的共同罪名,无一例外地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大国,居然在于半个月之内钻出几十万名读书人同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不算一个历史奇迹,使千百年后的人们怀疑当年的神州大地除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附属"民主党派"以外,还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党",或者至少有首同名的流行歌曲吧?
以上几句调侃,不过反映当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之虚妄。事实上,到了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了个五十五号文件以后,右派分子们的上述罪状即被成批地"改正"而消失。改正的理由,乃是他们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党把他们误会了。从那时起至今,已近四十年了,"改正右派"们对于这样的结论,看来多数是欣然接受了,至少并不反对吧。查诸当年各位右派的初心,他们对党岂仅"不反"而已,倒多数是如痴如醉地热爱着,所以才在那场听说党要进行美容修整自己的这主义那主义以变得更美丽,满腔热情地贡献自己的见闻和建议;而由于爱党,也就热爱党所热爱的主义,如同对于心爱的姑娘所钟情的衣帽裙裳不问理由一体热爱一样。所以虽然那个名为"社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在那时连反右刑场的操刀杀人的邓小平同志都不明白,一直到30年以后还在要求"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呢。
不过这样理解当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改正",却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是有人真正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亦即"我不爱你"的言论,是否就该治罪呢?查看1978年的"改正史",果然如此。全国55万(一说还更多)右派里,除了若干因为单位撤销情况不明者以外,究竟还抓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位"极少数右派分子……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语)者永不改正,以证明打击5×100000人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同上)。这一板着面孔说谎的表演,自然留下千古笑柄。不过比笑柄还更为严肃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律对这几位发表"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人们治罪呢?
没有。当时实行的刑事法令《惩治反革命罪条例》从正文到"关联法规"共计21条里,都是针对"反革命"的行为,没有一条规定以写字说话治罪的,而三年前制定的首部宪法更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自然包括发表赞成和反对什么的意见之自由。有说宪法序言里面写了"党的领导"所以反对它就是犯法,可是载于序言的全文都是对于国家宪法背景的叙述,并无任何强制性的规定,更无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且在1954年的那部宪法里,叙述"党的领导"也仅止于说到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为止,并无后来各部宪法在其后添加的人民还将"继续"在它的"领导下"如何如何的预言,更无文革期间四届人大在宪总纲中所加中共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规定。所以,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任何治罪都毫无法律根据,也就是说,1957年惩治55万右派的任何一人都 是违宪犯法的,1978年至今还坚持惩治那五位右派并且从而坚持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也是违宪犯法的。它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违宪犯法运动;以情场的规则来说,即使你真是盖世美女,也无惩罚不向自己求爱的情郎的权利嘛。
那么现在或将来的孩子们可能会问他们的右派前辈,听说你们的绝大多数后来都"认罪"接受惩罚了,你们怎么会承认自己反对心爱的党和主义之罪呢?你们是屈打成招的呢,还是居心欺骗亲爱的党呢?
可能出乎娃娃们的预料,右派们的多数既未被"屈打",也非违心地"成招"。那时虽然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过多年,并且不乏"镇反""土改"那样血腥的阶级斗争,但在1957年对于准右派的斗争,尽管口号震天辱骂遍耳,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各个"单位"里面的"言论",直到判罪都没有让专政机关公开插手,连罪状即"右派分子处分决定"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制造和签发的。至于很多人被送去劳教劳改挨打挨饿摧残致死以致"依法"枪毙还缴子弹费,都是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的事;但"戴上右派帽子"基本不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是右派同志们"诚恳"招认的。须知右派们多数并非无知之徒,他们对于自己心爱的党的进谏,也非一时的口误。所以一夜之间遇到那恳求批评的党姑娘突然转身变脸,他们当然不会不据理力辩。无奈那个变脸党同时也成了不讲理党,只须搬出伟大领袖痛斥右派的这指示那语录而且不承认他的相反语录,一句话"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吗?"就可以消灭你的任何理由。讲理对撒泼纠缠到最后,就是承认虽然我是真心爱你的,可是我在实际上伤害了你!好一个"实际上",三个字就令55万右派俯首认罪,也给愤怒而美丽的党姑娘以台阶下了!而到了1978年,党又承认当时眼睛看花了,"实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负心郎只有五名,其他都属"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同上)。这段公案到此似乎完满结束了。不过28年前天安门前响起的那一阵枪声,至少使我这个"错划右派"的悲凄爱情,又添加了新的波浪。
那次对于和平人民的血腥屠杀,使得党娘娘的真容震撼了全民,更震撼了她的铁杆粉丝鄙人。听到那消息后,我猛然自问:当年痴心热恋的那个女神果真是她吗?她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吗?须知右派们多数是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生于三十年代),历经国共两朝,他们最初的政治感情正是投向那位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普世价值、反对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奴役和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偶像的,她的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和同代的那些同志们一样,日夜思念衷心热爱的就是这个她。至于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尽管一再犯下史无前例的错误,包括以反右打击知识分子,搞大跃进饿死千万农民,甚至发动文革搞全面内战,我们都曾认为那是领导层的"经验不足"或个别一二人帮四五人帮的错误或罪行。只是到了屠杀民众枪响以及其后不仅不为此认罪反而不断朝向剥夺人民镇压人民的方向疾驰猛进,一直跑到公开宣称反人权反宪政反人类的一切共同价值的今天。看见了她的这个面目,再回头清理她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衣裙即"消灭私有制",原来不过是为了实现"她有制",天下百姓跟她姓,天下财富归她有!这才从尚未被"虚无"的党史中寻找出这一切动作的全面实施,正是当年捂住天下嘴巴的反右派运动,而它的起点则更在以前,包括延安时期以"妄议中央"罪挥大刀砍掉王实味的头,"苏维埃"时期以莫须有罪用石头砸烂千百同志的头,所有那些作为不正是我从入党以前直到幸入右派以后所坚决反对的吗?然则我的反对行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才使我这个幸存的右派断定:——
当年我所承认的"实际上反党"的实际内涵,乃是反了"实际的党"而非反我心中的党:我心中的党呢?上穷碧落下黄泉,她在虚无缥缈间。原来"虚妄"的并非我的反党之罪,只是我心中的她啊!

2017年6月8日于不设防居


胡少江:从万达股债双跌看中国私企的营商环境

马云、王建林(右)

昨天,中国首富王健林控制的大陆A股"万达电影"几近跌停,最终不得不由万达自己出面宣布停牌;同日,万达发行的八只债券的价格也都大幅跳水。仅仅在四周之前,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万达债券和万达商业地产股份公司主题的长期信用评级刚刚给出了3A的最高等级。突然发生在万达的债股双灾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一时间,各种传言满天飞。

有人说,王健林涉及上层政治斗争,这次是其难逃厄运的一个开端;也有人说,最近发生在安邦的吴小晖、复星的郭广昌、万达的王健林等人身上的事情是继郭文贵、肖建华等企业家遭受灭顶之灾之后的又一轮中国企业家的滑铁卢。万达自己发表的声明则将万达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大幅缩水归结为一则在市场上流传的"谣言"。

这则被万达称之为"谣言"的消息称:近来,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向所属企业发出了抛售万达债券的指令。正是这则指令导致了王健林数十亿资产的瞬间消失。万达集团发表声明称,建行等多家银行从未下发此类通知,网上炒作属于谣言。万达还郑重声明:"万达集团的经营一切良好,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就在市场仍然在忐忑不安中观察的时候,一封由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刘纪鹏署名的"就万达股债双跌,给郭树清主席的公开信"开始在网上公开流传。根据刘纪鹏教授的说法,万达股债双跌的局面,确实是因为建行等金融机构接连三四日悄然在市场上抛售万达债券所引起的,而这些金融机构的行动则是源于中国银监会在六月中旬发出的一个"内部通知"。

银监会发出的这个内部通知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六家民营企业集团,这六家企业的近年来对外的投资力度较大,其中包括万达集团。而这些政府控制的金融企业在接到通知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排查,而是首先抛售自己手中的相关债券。于是就有了市场上万达遭遇"股债双杀"的情节。现在尚不知刘纪鹏信件内容的真伪,也不知银监会主席将如何回应。

刘教授敢于以真人之身出面挑战银监会主席,想必其消息来源多少有些把握。假如他提供的信息是真的,那就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中国政府正在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民营企业进行盘查;二、此次盘查的对象涉及那些过去被市场认为后台很硬的大型民企,包括与邓家相关的安邦、与上海有关的星、曾与第一家庭有关联的万达等等;三、此次盘查均与他们的海外并购业务有关联。

而上述几点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险恶政商环境和政府对市场专横的随意性。政府可以专门采取对私营企业进行具有歧视性的盘查,而不是一视同仁地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盘查,这体现了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问题:没有后台的私营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而依靠官员支持发家的私营企业则可能随时招致选择性的报复,并且由此而遭遇灭顶之灾。

就海外投资这个具体事项而言,几年前,中国政府认为外汇储备过多,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并且还曾经由发改委等中央机构联合发文推动此事。现在,一旦感受到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和对私有企业境外资产扩张的不安,便不由分说,不惜以摧毁企业利益为代价进行清算。这样的营商环境,实在令人胆战心惊。

——RFA

2017年6月22日星期四

未普:为十九大造势「习近平思想」来势凶猛


【未普评论】为十九大造势「习近平思想」来势凶猛

就在郭文贵的海外爆料吸引衆多观察者的眼球之际,中国官方已经悄然啓动爲十九大造势的舆论宣传。其宣传的核心,以笔者的观察,就是习近平思想。
最近,习近平政府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开始阐述习近平思想。4月30日,《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衆号"学习小组"发表《中办主任: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文章称,中办主任栗战书认爲,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称,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归功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科学指引"。
什麽是习近平思想?从栗战书的讲话看,内容无所不包,十八大以来的一些提法统统装进了习近平思想的口袋,并概括爲"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文化强国战略、以人民爲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
读这些东西要有思想准备,因爲这些口号式的、大而无当的提法相当乏味枯燥,令人昏昏欲睡。但读者觉得有意思的是,栗战书口中的习近平系列讲话涵盖的领域,和刘云山口中的习近平政绩,高度一致。这表明,中共高层对宣传习近平思想是有共识有计划的。此外,栗战书的讲话其实是在二月份进行的,直到四月底才对外公开。这也表明,中共舆论高层认爲,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时机到了。
一些学者显然看到了这个时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四月的一次讲话中专门谈了习近平思想,称习近平以人民爲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思想之魂,也是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之魂,爲全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思想"。这让人联想起不过在三四年前,胡鞍钢还鼓吹胡温执政"九个总统集体领导制"优于美国总统制;对集体领导和一人独裁都赞扬,不知这位学者的学术底线在哪儿?
笔者以爲,当下的这套宣传有几个特点,第一,中共舆论界高层意图使习近平思想不仅超越江泽民和胡锦涛,而且超越邓小平。中共对邓小平思想的提法是,"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刘云山对习近平思想的提法则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十九大提到中共的指导思想时,有可能会被弃之如敝履。
第二,中共意图把包罗万象的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并写入宪法,巩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据香港《明报》报道,有消息称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思想将会写入党章,之后在明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时写入宪法。这意味著,习近平将正式获得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没有的殊荣,在执政第五年内就载入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三,习近平思想将成爲中共的指导思想。早在2014年,北京学者石先钰在《人民论坛》网上刊文称,应当将"习近平思想"明确爲中共指导思想,文章表示"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对于这种大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或者根本不相信。其实8000万中共党员中又有几个相信的呢?!
眼下的中共高层因爲反腐而遭致整个官僚体系的反弹和抵制,同时面临中国老百姓的强烈不信任。此时走上历史舞台的习近平思想能不能救中共,能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答案应当只有一个。
——RFA

2017年6月20日星期二

梁京:中国的真相时刻

郭文贵
所谓"真相时刻"(the moment of truth),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真相大白"之时,也就是多数人原来相信的世界真相遭遇巨大冲击的时刻。郭文贵616爆料,无疑把中国和世界都带入了这样一个时刻。

但真相是复杂的,也是危险的。当多数人原来理解的真相同时遭到颠覆性冲击时,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对真相有了共识,而是意味著基于原来的真相认知维持的权力平衡已不复存在,而实现新平衡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

当权者调动各种手段力阻郭文贵爆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风险。显然,他们早就知道了郭文贵爆料的一些爆炸性内容,知道这些内容见光会带来巨大冲击。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做的这么蠢?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选择,更可能的是,他们认为能够承受住郭文贵爆料的冲击。我相信,王岐山的私生活问题对江泽民、习近平都不是秘密,因为王很可能早就坦白了这些多年前发生的事。

但有意思的问题是,王岐山是否知道与自己相关的所有真相,比如说,姚明姗是不是向他隐瞒了自己拿过美国护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王岐山知不知道他的亲友究竟利用他的权势聚敛了多少不义之财?我相信,他不会全然不知,但不可能知道全部。而且,中国当局坚信,没有人会真正知道。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可能再次严重低估了郭文贵。郭文贵爆料最令人震惊之处,就在于他竟然拿到了王岐山亲友们如此详尽的敛财和洗钱细节。拿到这些材料所需要的手段和资源是不可思议的,而要用正当手段来验证这些细节更是难上加难。

这样一来,郭文贵616爆料就不仅给中国当局,也给美国和涉及到这些巨额财富来路和去向的各国当局都出了一个大难题。这个大难题不仅意味著郭文贵616爆料给中国政局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意味著给中美关系乃至全球金融系统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郭文贵似乎高估了616爆料对动员中国一般民众起来抗争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蔑视郭文贵的人对616爆料的反应得到印证。他们坚信,中国的老百姓对郭文贵的爆料会无动于衷,不会出现郭文贵预期的千万人走上街头的局面。确实,只要政府能按时发出各种福利,尤其是发出养老金,能报销药费,中国不会出现千万人为郭文贵讨公正而上街的局面。

但问题是,如果郭文贵爆料的一个关键指控是靠谱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权贵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确实隐匿了巨额资产,那么,这个问题随著时间而发酵的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不错,中国不会有千万人因郭文贵曝光王岐山的老婆有过美国护照而上街游行,但很可能会有上千万富人和中产开始去银行挤兑现金,尤其是美元现金,由此可能带来的雪球效应和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管制会带来什么后果,难以预料。

美国的金融监管和司法机构,将不得不对郭文贵爆料的线索依法查证并且对相关的人和资产,启动司法程序。在法治和民主的美国,这不是总统出于国际战略需要可以有效控制的进程。更何况,美国政府可能从这个过程获得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如果中国人用血汗换来的巨额财富,竟然经贪官最后落入美国人之手,后果如何,同样令人难料。



——RFA

2017年6月19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中国泡沫风险让全球投资者忐忑不安

北京,国有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以及某工地附近一家新开业商场的凉台上,一个男人在吸烟。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北京,国有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以及某工地附近一家新开业商场的凉台上,一个男人在吸烟。

北京——当投资者们忙于关注特朗普总统和华盛顿的混乱、欧洲那些挑动神经的选举,以及美联储政策和英国脱欧决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全球市场面临的一种曾经熟悉的、很可能更大的风险一直在暗地里发酵。

中国。

  • 查看大图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内,股民们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信息。

    Kim Kyung Hoon/Reuters

    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内,股民们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信息。


    距离中国以股票市场的崩盘、货币的骤然贬值以及债务不断增长引发的担忧向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敲响警钟已过去两年,很多投资者都把担忧之情抛到了脑后。随着投资者拥抱中国欣欣向荣的科技行业和消费市场,在香港以及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地方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飙升至股灾以来的最高水平,令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相形见绌。

    中国国内的股票市场长期萎靡不振,目前仍然受到投资者的怀疑和政府的干预,但即便如此,本地股票的价格于近日回落前,在今年的很多时候也都处于涨势。

    "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中国没问题,"总部位于丹佛、不看好对中国的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Crescat Capit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说。他广泛提及了中国的债务以及其他金融问题,并补充道:"人们真的忽略了潜在的泡沫。泡沫正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其命运对全球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其股票市场的涨落,或许很快就会与投资者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

    所编股票指数广受世界各地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追踪的投资咨询公司明晟(MSCI),正考虑把中国国内的股票纳入一个重要的基准指数。该公司计划于周二宣布其决定。

    投资者已经接收到了某些鼓励其进场的信息。今年3月,高盛(Goldman Sachs)以经济增长情况有所改善、政策稳定以及其他积极因素为由,建议投资者增持中国股票。

    但一些投资者又开始担心了。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基金经理们在5月份接受调查时认为,对全球市场而言,惊吓的最大潜在来源就是中国,自2016年1月以来他们还是头一次这样认为。投资者服务公司穆迪(Moody's)也于上月降低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是它28年来首次这么做。

    这些愈演愈烈的担忧以债务为核心主题。为了给经济提供支撑,中国大举开闸放贷,让业已堆积如山的债务变得愈发沉重。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7%,略高于美国,大大高于新兴经济体184%的总体水平。

    但让经济学家最担忧的是其债务的增长速度。2007年底,中国的债务只占GDP的152%。

    研究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在今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自有记录以来",中国的债务"增速几乎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快得多",其债务的持续累积是"新兴亚洲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

    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一直竭力扭转该趋势,希望让信贷增速慢下来。但这也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人们担心收紧信贷可能会在拖累经济增长的同时,让负债累累的企业更加难以还贷。资金面承受压力的一个迹象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有所上升。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也更加忧心忡忡。5月末,中国政府不顾其做出的让市场化力量在人民币估值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长期承诺,暗示将收紧对人民币的控制。

    Crescat Capital的史密斯说,他认为全球投资者面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时仍然太自以为是。他把中国称为"我们平生所见的最大宏观泡沫",他说问题之严重"已经超出了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所宣称的曾让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遭遇麻烦的那种程度。"

    心怀这些担忧的史密斯对自己的投资组合做出了调整。他说他正在做空中国股票基金。(当投资者做空时,他们在金融市场上押注于某种东西的价格将会下降。)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些头寸给他带来的账面回报是负数,但他已加倍下注。

    自5月以来,他做空了在纽约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电商企业阿里巴巴和京东,以及专注于搜索引擎业务的百度。他说中国岌岌可危的金融部门给这些公司造成的风险,比很多投资者想象的都要大。

    投资者或许会对中国敬而远之,直至与其沉重的债务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政府控制债务的意愿和能力——变得明朗起来。

    "最大的危机往往在人们没有关注风险、政府没有竭力应对风险的时候发生,"资产管理公司GAM驻苏黎世的亚洲股票投资组合经理鉴·史·科特西(Jian Shi Cortesi,音)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应对得非常不错。但市场总是担心,如果他们处理不好会怎么样。"

    并非所有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都如此焦虑。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驻香港的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师姚远(Aidan Yao)说,投资者应该把当前去杠杆化的努力视为有利于经济在未来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逾8000亿美元资金。

    "目前我并不那么担心,"姚远说。他还表示,政策制定者"正非常小心地应对这种情况。"

    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当中也有人相信,政治因素会让中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在未来几个月保持正常。共产党今年将召开一场重要会议。为了避免不合时宜的意外,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竭尽所能地防止资产估值在会议召开前发生剧烈变化。

    尚不清楚编制股票指数的明晟公司是否会为中国股票拓宽与全球投资者之间的通道。它曾以中国的某些规定会损害投资者卖出股票以及将资金撤离的能力为由,连续三年拒绝纳入中国国内的股票。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上述问题。

    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姚远说,在他看来,为了赢得明晟的认同,中国监管机构已经开放了足够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渠道。但鉴于中国现有的问题,就连他也不认为这意味着应该立即争相买入中国股票。

    "长期来看,我们也相当谨慎,"姚远说。"大家已经知道,想要退出并不容易。"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林忌:台港连线照出民主派内鬼

    【林忌评论】台港连线照出民主派内鬼(粤语部制图)
    【林忌评论】台港连线照出民主派内鬼(粤语部制图)

    台湾有十八名立法委员,成立「关注香港民主连线」,作为长期被中共孤立以至打压的民主派,特别是苦恋中国几十年,却只见中共不断行骗走数的民主党中人,理应感谢台湾的支持;可是香港却有民主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指台港的合作是「帮倒忙」,反过来指这是「挑战中央的底线」,「被当作棋子」云云。

    事实就是香港的民主运动,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已经在中共的统战以至殖民政策下,面临没有前景的困局;政权移交二十年以来,以李华明之流的民主党汇点派,除了一堆人自己加入特区政府,去帮中共出卖香港人的民主,如张炳良之流要支持政府的假普选方案,永远阉割香港的双普选之外,究竟中共何时才会「听民意」,「找数」给香港基本法白纸黑字所保证的 2007/2008年双普选呢?这些人以「民主」为名,说向中共「争取」民主,而当中共拒绝,就叫大家对中共走数行为「收货」,那么与中共的党支部——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又有何分别呢?

    李华明之流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用了半生的时候,也无法「说服」中共给予香港民主,坐看中共对香港不断的殖民,以至自由与法治的蚕食,却反过来一如民建联之流,教训年轻人要用他们已证明不成功的爱国不爱党路线,去反对香港人与世界各地的人连结,去争取外部支持。他们口说要争取「建设民主中国」,却对真正的「民主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予承认,那么台湾究竟是甚么?一面说反台独,一面却不认台湾的是中国人,要帮中共「隔离」的「台独份子」?台湾人帮助香港的民主运动,为何又不是台湾版本的「建设民主中国」?除非李华明之流是「港独份子」,因此香港民主化,就不属「建设民主中国」的一部份了!真的想不到,连李华明也相信Hong Kong is not China,难得啊!

    至于怕激怒中共的话,究竟问有任何不激怒中共而建设民主中国的方法吗?难道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更荒谬的是连几位香港议员不用「回归」,而改用「政权移交」,也成为了李华明的「证据」,认为这些「自决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只再次证明了,李华明口说的爱国,爱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国,连不承认中共政权作「中央」,连「爱国不爱党」也可以说成「港独」;曲线说明了根本没有「一中各表」,因为承认中国,就必须尊中共为「中央政府」,也难怪被港独派本土派视为「大中华胶」的朱凯廸、陈志全及罗冠聪,都会成为李华明眼中的「港独派」了。

    李华明之流的言论,最伤害的正是那些自称「爱国不爱党」者,这是「强盗逻辑」,即中共血流成河杀人如麻,成为了中国的独裁政权,因此就成为了必须承认的正统;中共用武力威吓,用钱收买别国的承认,所谓「知识份子」就应该奉中共政权为「中央」,奉其接收香港主权为「回归」。的确正是香港这几年的本土运动与思潮,才令这些半调子的「自决派」也放弃这些洗脑字眼,开始不再叫中共作「阿爷」,不再叫中共作「中央」,不再叫「回归」而叫主权移交,开始改口叫「大陆」而不再叫「内地」,这些在1997年7月1日之前的「常识」,竟成为「前立法局议员」李华明口中的「港独」,说明中共对香港这20年的洗脑何等深入,也证明「爱国」洗脑下的部份前民主派,如何在20年的所谓「抗争」中自我奴化矮化,成为了中共的奴才,虽然哭求跪求中共给予民主,也一无所获的可悲。这真的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老牌民主斗士自甘坠落,竟要帮「主子」去控制年轻一代的思想:「狗奴才罪该万死,请『中央』主子怜悯,要『回归』主子的怀抱!」

    这就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悲哀,本土有假本土,有过激而缺后续行动的本土,有扮自决却不支持独立的自决派,更有与民建联眉来眼去,帮中共变相维稳的伪民主派;今日的香港没有黄兴,也没有孙中山,只有一堆太监李连英,以及一堆假扮作康有为的李莲英二世三世九千世,群魔乱舞,难辨是人是鬼。

    ——RFA

    魏京生:台湾的外交

    2017年6月14日,巴拿马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驻巴拿马大使馆举行降旗仪式。(AFP)
    2017年6月14日,巴拿马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之后,台湾驻巴拿马大使馆举行降旗仪式。(AFP)
    最近新闻热点太多。一会儿川普开除联邦调查局长;一会儿郭文贵爆料王岐山;再一会儿美国枪手打伤了国会议员。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件大事儿,就是大陆的中共靠着腐败和收买的国策,挖走了台湾的一个邦交国。这就是和中华民国建交一百多年的中美洲小国巴拿马。

    中共的外长王毅摆出一幅流氓相说;没有什么交易呀,人家上赶着要和我们建交,甩都甩不脱呢。确实如此吗?确实如此。像在中国搞腐败一样,私下里给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好处打点到家了, 就是为了钱。我们前些年在联合国作游说工作时,时常看见第三世界的政客们为了一点小钱,就可以不顾脸面出卖国家利益。当然还是有正经的政治家,但被中共选中而且百发百中的,正是这些不要脸的垃圾。

    习近平有个著名的绰号,叫作大撒币。为什么要大撒币呢?肯定是那个国家的政治有制约,不好使小钱收买个人,只好大撒币收买政府。这时候没看见王毅说什么,没有条件啦;不存在交易啦,他们上赶着什么什么啦。否则接受大撒币的政治家会沾上嫌疑;政府会倒台,大撒币也就不会成功。

    其实网民们讽刺小习大撒币,至少有一半冤枉他了。能省钱的时候他还是知道省钱的,毕竟下过乡吃过苦,省钱已经是化在血液里,深入骨髓中的基因问题了。这不就是因为发现穷小国的领袖们很容易收买,就省下了大撒币的浪费嘛。

    这一下可把台湾吓坏了。据台湾外交部的统计,至少还有五个潜在的断交国,可能会改变代表处的名号。让台湾人大丢面子,于是朝野群情汹汹,好像没法活了。非要表演一下贞节烈妇,哭着喊着要死要活地要求政府死保所谓的外交。

    而中共也是看中了这种没出息的心理特征,才花大力气打击台湾人的脸面,试图制造投降的舆论,迫使台湾的中华民国降下飘扬了一百多年的国旗。这不是已经有反应了嘛,最近听说铁杆台独的立法委员们宣示新口号,叫做"亲中爱台"。他们太爱共产党了,外交全打光不就可以宣布台湾国的成立了吗,双方配合默契。

    中共这一方像个阴郁的老狼,眼冒绿光盯着那只小傻猪,看着他慢慢走进中共设置的陷阱。小傻猪正如老百姓俗语说的那样;记吃不记打。看不见自己正在接近老狼的攻击距离。

    为了迫使小猪奔向那一片诱人的庄稼地,中共收缩了台湾的外交和商业空间。让那些爱脸面的和爱钱的台湾愚民逼迫政府,把台独再作一次解释,把钱和脸面揉合到台独党纲里去。这就是亲中爱台的来源。

    为了表现亲中爱台,台湾那个所谓的国防部长和经济部长,不惜大骂美国,表示与美帝国主义拉开距离。甚至说你们两个大国打架,不要殃及我们小国。这就叫做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中共的算计,是等到台湾把自己的朋友得罪光了,把自己人民的战斗意志也消磨光了;再选择合适的时机一举拿下台湾。甚至可能不需要战争流血,威胁就足以把没有自卫信心的台湾人拿下。不一定一次性拿下,可以分批分期,像香港那样拿下。

    王丹直说了一句:不敢流血的台独是嘴炮台独。就遭到了全台湾知识精英们的围剿。这说明台湾的精英阶层已经全部南宋化了,甚至还不如南宋。南宋富甲全球,可以用一小部分财富买通那个苦哈哈的北方强敌,台湾可以吗?南宋有几支强劲的军队,让敌人进犯要付出很大代价,得不偿失促使敌人接受和谈。后方人民才可以暖风吹得游人醉。

    台湾对大陆的形势远不如南宋。军队不如大陆;钱财不如大陆。如果再没有全民自保的战斗意志,灭亡也就不远了。什么亲中爱台,说穿了就是亲共卖台。不过到那个时候,共产党也就不会给你们的亲戚朋友优惠待遇了。当年国民党投降的和出卖蒋介石的那些将领和民主党派,最后是个什么下场,可供诸君参考。

    比上述几项都重要的重中之重,是培养人民的战斗意志,自保的信心。如基督教徒所说的那样;上帝不保护那些不想自保的人。台湾人如果羡慕那些靠拍共产党马屁发财的奸商,就准备集体给习近平当供品吧。最后发财的是一些奸商和文化奸商,受骗的是大部分愚昧的老百姓。大陆老百姓几十年来的教训,希望台湾人民要深刻的警醒。

    台湾的娘娘腔们会酸酸的说;打仗流血总是不好的呀。我们爱好和平,不想打仗,不愿意流血。是的,谁都不愿意流血,谁都不想打仗。但是古语说得好,叫做忘战必危。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吴子兵法也说;知兵非好战。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战斗意志的民族,就没有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老百姓多吃了两块肉,结果就可能掉入了被奴役的陷阱。只知道追风捞选票的政客们,出卖国家的时候会毫不手软。人民要警惕他们的花言巧语。

    ——RFA

    乔木:變味的國家社科基金研究


    全國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都希望爭取研究項目獲當局資助。

    2017年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已揭曉。23個學科,共資助4293項研究,分為重點專案、一般專案、青年項目、西部專案等。以平均每個項目20萬元(人民幣‧下同)算,總計8億多元。就中國教育和科研總體的窘況,不可謂不重視。但仔細分析,問題太多,科學研究愈來愈變味。

    首先看研究題目,充滿了太多的政治、政策和意識形態味道,急功近利,逢迎上意,甚至個人崇拜。許多項目,前面都是「最高領導」關於甚麼甚麼的研究。比如最高領導關於中國道路思想研究、關於其執政為民思想研究、關於人民中心論研究、關於人民幸福觀研究、關於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研究、關於和平思想研究、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關於傳統文化觀研究、關於科技文化思想研究、關於青年教育思想研究、關於家風建設思想研究、關於國家形象戰略思想研究……

    前面冠以領導人名字的研究太多,既有宏大的,也有具體的,重複相似,包羅萬象。感覺領導是全才,研究者是專才,從各個角度領會、學習、解釋領導的思想。這哪裡是客觀、科學、公正、探索未知領域的研究?社會科學研究,變成領導思想、政治宣傳和文件講話的解讀。

    以中國現在的國情和政治態勢,研究要突出政治,貫徹領導意志。中國有眾多的政府和執政黨的研究部門,除了單列的政策研究機構,從中央到地方,每個部委辦廳局、省市區縣,都有專門的政研室和專職研究人員。他們秉承上面的意思,根據政治的需要,做各種政策解讀和講話分析。這些都能理解,畢竟他們就是幹這個的。

    可國家社科基金專案針對的機構和人員,都是全國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從事學術研究的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本應該盡量脫離政治的干擾,探究有關社會、國家、民眾等長期、普遍、有針對性的基礎理論或具體問題,或證實,或證偽。現在這麼多主題先行、已有結論的專案,能做到證偽研究嗎?或者費了很大功夫,像過去的社科基金專案一樣,出現了「周永康依法治國思想研究」,後來形勢變化,還敢繼續嗎?

    由於和政治太近,每個大學都把每年能拿到多少社科基金項目,作為一項政績工程和政治任務來抓。研究人員論證選題時或違心改變,或故意迎合。大學為了申請成功,調動金錢、榮譽、邀請等各種資源,公關運作。評審委員更是充斥著官員領導,各種官場的套路做法,都以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

    由於競爭激烈,最後能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非常不易。但批准後的研究卻非常容易,因為沒有同行評議、學術爭鳴、輿論檢驗,經常是20萬元的項目,參加一些自娛自樂、遊山玩水的研討會,交錢發表兩篇所謂的論文,只要政治上沒有問題,就算交代了。如果要出書,可以另外申請各種項目和出版補貼,反正現在中國官方有的是錢。

    最難的其實就是怎麼把這些錢花掉。各級機構監管的只是程式和票據,管不了研究品質和各種改頭換面的報銷。項目負責人借用他人身份支取經費,到處開發票,找人要發票,甚至弄虛作假,豢養了中國龐大的代開、造假發票市場,已是不爭的事實。研究人員還會經常抱怨報銷難,而監管人員回應這都是上面和財務的規定,如此嚴格管理還經常出問題。

    作為國家級的社科基金,這種政治導向,真正的學術研究得不到資助,無人問津。各種資助的研究,表面上繁榮熱鬧,實際又有多少學術意義和經得起考驗的存在價值呢?往往領導更替、政治變換,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甚至研究者本人,私下承認也只是為了體制內的名利升遷。自己不信,也不好意思拿出來和國際同行交流。

    ——东网

    石小敏:林毅夫經濟學已經敗掉現在哪有改革?

    這幾年,對經濟學家石小敏來說,他提出的"中國特色的資產負債表"一直在學界備受關注。於廣義上的外界公眾而言,石小敏的聲音在今天中國式主流經濟學家群體,近乎邊緣人。
    這位現年67歲且多有批評意見的經濟學家,如同那個年代不少同事同仁一樣,逐漸從期許改革到冷眼淡漠。世道如此,一個頗為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又能怎樣?
    石小敏在特殊年代當過工人,幹部,1978年至1982年年就讀北京大學經濟系,其後還幹過媒體,加上曾思想激盪的1983年1991年,他也在當時備受矚目的國家體改委做過副處長,處長。在此之後,他一直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工作,任調研室主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副會長。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頭很大,官方解釋是1983年2月由國務院領導批准成立。名譽會長包括安志文,高尚全,會長包括宋曉梧。石小敏同時還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成員。"50人論壇"是由今天中國經濟學界大咖組成,吳敬璉,樊綱,林毅夫,周小川,李劍閣,劉鶴,張維迎等均是其成員。
    2年半前我採訪石小敏,有幾句話一直比較深刻他說:金融市場問題略嚴重,證券市場和土地制度也有問題,再加上腐敗,所有問題堆到一起,就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就像身體中存在腫瘤,穩增長實際上就是穩"它";現在關鍵是政,經要一起改,就是動任何領域,比如打破壟斷也都直接涉及政治,包括土地制度,金融壟斷也都是同樣的問題,這裡面還牽涉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
    2年半後的今天,似乎經濟學家們比以往更小心了,尤其是公共發言。另外,像林毅夫產業政府論,馬雲計劃經濟論,劉強東共產主義論以及於建嶸的超級社區論等,也不時引發經濟學家探討爭議。
    由此,斷層智庫就相關問題與石小敏老師展開了交流對話:
    斷層智庫:馬雲提出計劃經濟未來三十年將越來越大,依據是大數據,於建嶸提出的叫超級社區,都異曲同工您怎麼看這樣的一種想法或思潮
    石小敏:??他說的跟傳統經濟學不一樣,討論本身沒有太大價值他講計劃經濟,本質是政府是主角,不是他企業使用的,政府使用大數據幹什麼做計劃政府能使用大數據做計劃嗎?是什麼樣的角色?大家相信不相信?現在天天在造假數據,還怎麼使用大數據呢?
    而且現在不是計劃經濟的問題,現在是一點計劃經濟的影子也沒有,全是長官意志,既得利益階層。如果大數據是真實的,怎麼敢用?遼寧不是造假嗎?中紀委還說其他地方也存在改造數字。
    所以說到這裡就沒法討論了。政府現在不敢面對隱藏真實的情況,在一種管控與壓力的情況下,大數據能設計好嗎?因此這樣的討論沒有前提啊。  
    斷層智庫:去年一些經濟學家討論林毅夫的產業政策,也比較類似。
    石小敏:。林毅夫的經濟學已經敗掉了,只不過遇到政治政策還有人撐他林毅夫說要加大投資保持8%增長,早就被事實給砍掉了他有什麼資格在這討論呢?
    斷層智庫:這兩年的投資力還是很大,資產價格比如房地產價格飆漲很高。
    石小敏:??那不是還在掙扎嘛,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點了,再把錢往那投,還有什麼可投的就是往房子裡投現在主要是往一二線,各種資源還有吸引力,可能還有人買點房子,但這已經很夠嗆了,你把錢往這投,那邊實現人民幣的貶值,到底要哪頭?這兩頭已經撞上了,房價越高,越來越多的人就不願買房子。
    每年發的貨幣,除了對堆到房子裡,剩下都在債務鏈條裡,人民幣哪有吸引力?把自己當全部信心都壓在了房地產裡,天天往裡堆,還能搞得好啊。
    斷層智庫:那這種堆積的房地產模式還能維持呢還是說快走不下去了
    石小敏:現在玩的已經快玩不下去了,當然只要能玩還是想玩,如果崩盤的話,就不是房地產是整體,因為他一定會玩到人民幣匯率往8上走了,突破7往8再往9。
    我們看這幾年人民幣匯率已經是6.1到6.9了,貶值13%,這兩年經濟按照官方數字增長是6.5,加起來是13%,這兩年如果按美元計,GDP接近0增長了,如果不算上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水分,那基本上就是負增長了,貶到7.8以上絕對是負增長。
    另外,我們看現在對匯率的控制,力度比房地產調控大得多。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再聰明,也無法印美元。  
    斷層智庫:今年到現在,看起來對匯率控制比較好。
    石小敏:。穩住有各種辦法,比如說讓國企在海外市場發債,拿著外匯來衝另外那3萬億,也值得懷疑了但看動作就能知道哪裡最急,原來外匯鼓勵走出去,5000萬美元備個案就行了,去年底改成500萬要審批,這基本上就等於沒了。這力度有多大!  
    斷層智庫:沒錯,干預匯率是超過房地產。
    石小敏:是超過啊,別聽他說什麼,看他做什麼現在說任何漂亮話都沒用,現在大家都等著。
    斷層智庫:現在也很少看到您談改革?
    石小敏:現在哪有改革哪有改革?
    斷層智庫穆迪上個月底下調了中國主權信用評級,28 年來首次如何看待這個後續影響?
    石小敏:全球化最重要的是經濟結構變了,現在三十年最重要詞彙,第一是全球化,第二經濟上是互聯網+全球經濟連在一起塔尖上就是評估公司,穆迪才是大數據的應用者,它才是大數據的組織和分析者。說大數據是計劃經濟,人家天天在那應用,不光評企業,還評國家,評中國這樣,評美國也這樣。它能把各種的經濟,社會等信息綜合起來做評估,國內有嗎?
    整個經濟的指向和"殖民者"就是他們,他們的評級市場都認,評級本身也有競爭,不是只有穆迪一家。大家都看他們的評估,後來變成了現實,十分吻合嘛,這考驗他們預測能力。國內有一家這樣的公司嗎?國內有的只是中國特色。
    評級公司比美國總統都厲害,美國總統說投資者還不一定聽,但穆迪說投資者會願意聽。
    斷層智庫:現在有些人提出短期討論中國宏觀經濟是好是壞是沒有意義,您認同嗎?
    石小敏:沒有任何意義,尤其是基於國家公佈的數字討論,尤其是基於現在國家出台的政策以什麼若干亮點來討論,所以亮點都是不值一提的你就看幾年下來,大家的信心。 ,包括投資者做創新的,他們信心更足了呢,還是更弱了?這個社會整體上的腐敗率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斷層智庫:就我們接觸,出國或者想移民出去的越來越多
    石小敏:沒人說什麼,沒人做什麼,但做什麼比說什麼強一千倍你以為出國那麼愉快啊很多人都是很痛苦的?  
    斷層智庫:好像也沒什麼辦法了。  
    石小敏:能有什麼辦法,人家是死了心才往那頭連那些腐敗分子都急著往外走。

    2017年6月15日星期四

    管见:“计划经济”缘何又重来——旁观荣剑批评马云

    习近平、马云(前右)

    习近平大力推行他的"一带一路",试图以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之力,在国际间打造一个"世纪工程"。这是一个大举动,其背后,明显地有复兴计划经济之意。

    马云先生是不甘寂寞之人,他站出来,描述计划经济的新曙光。去年11月中旬,他以大数据时代到来为依据,声称"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被几位经济学家反驳,今年五月底,马云重申他的想法,坚持认为,大数据时代到来,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一次,荣剑先生、蔡霞女士撰文,指责马云为"新的权力经济"张目。

    看来,马云此人胆子不小,信口开河,毫无顾忌。他先是张口就说,"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今年再讲时收敛了一些,说是"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共建立"社会主义"之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市场经济一致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及,只能称其为"商品经济"。他没有自问一下,若真是大家都认为"市场经济非常之好",中国怎么会有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其实,所谓"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是1992年之后的事情,还不到30年,而且当时就有共产党人自杀以示抗议。

    马云之论,是以经济中的新变化而重新论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而这样的论证,理所当然地涉及到马克思学说对计划经济的判断。上述那些批评,各有其道理,其中,荣剑直言不讳,论及马克思学说,只是他所言有所偏颇,减弱了他批评的力量。

    马克思学说对于计划经济,其实只是做出了某种判断,还谈不上系统的论述,更谈不上什么制度设计。这两位德国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

    根据马克思学说的论述,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所谓"计划经济"理论这样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应该有其社会层面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是为"计划经济",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用过这一概念,则尚待查证;

    ──马克思认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就是说,任何经济均"按比例",而"社会主义"之特色为"有计划",于是就有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

    ──马克思论述其理论判断时,尚未涉及"计划经济"之具体实施,但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至关重要,于是人们断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计划经济",必须由所谓"中央计划机构"来领导实施,此即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三段论"。显然,最后这一段,理论依据最为薄弱,却似乎最具权威性。中国共产党是以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视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即经济发展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小心翼翼地避开的,那么,权力在"计划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三段论",看上去有其权威性,似乎不可动摇,也不因"计划经济"失败而改变。

    然而,计划性质,以及计划能力,就另当别论。它们直接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而"计划经济"的失败,就在于此──对实际计划能力往往夸大,本应以指导性计划为主,但实际上,体现计划机关权威,则以指令性计划居主导地位,同时,限于计划的工具水平,特别是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有限,计划能力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面前,相形见绌,远远不够,致使"计划经济"注定遭遇失败。

    马云之论实际上就是就此做文章。

    他以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为背景,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及其普及,通过互联网(及物联网)搜集大数据,以为对这种数据做相应处理,就有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计划能力。

    大数据的收集、整理,为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对它们做分析和判断,即当今技术发展的一大热门,人工智能。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程序横空出世,而且自我进化能力进展迅速,如今已极其强大,奠定了对人类棋手的胜局。马云承认这一局面,他的不以为然,是说人工智能可以做另外的事情,而他重燃对计划经济的热情,应该是与此有密切关联。

    但是,马云这番高论,还意味着,"计划经济"先前的失败,只是因为技术性因素,以及它的具体操作使然,如今时代变化,前方出现了新型计划经济的曙光。

    然而,阅尽人世间国际象棋高手博弈棋谱,以其智能战而胜之,固然令人印象深刻,而把握市场供需各方的状态、运作及变化,寻求计划调节之道,如果可能,也必然一项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尽凭大数据就可以实现的。

    马克思的看法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阶段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对经济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凭借国家权力,运用当时可用的技术手段,其实际状况,全世界有目共睹。现如今,凭借较为先进的数据收集与整理以及运算处理的能力,国家权力的意志再度强大起来,然而,那也只是一个方面,即各种关系、需求及能力的一个部分。马云以为,凭借大数据,就可以帮助计划经济卷土重来,显出了他的浅薄。

    在此,也须论及荣剑的看法。

    荣剑对马云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他对马克思学说的勾画,并不确切。很可惜,他象共产党人一样,谈论所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老实说,那些都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政党领导人,他们对《哥达纲领》不满,对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实际联合心有警惕,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愤怒地提出批评,阐述他们的理论,但实际针对的,是党的政治行为,其实是试图促进党的同志对他们理论的理解。马克思远在伦敦,对现实政治运作,与党的工作者有所不同,可以理解。而恩格斯后来明确否定"不断革命",承认他们的错误,却未能对实际运动产生多大影响,同样与人们对他们理论的理解有密切关系。

    现在的人们乐道所谓恩格斯意识到共产主义的"错误"乃至"空想",其实没有实际依据。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挚友,他承认先前认同"不断革命"的错误时,是以"我们"相称,意味着他与马克思看法一致,他对暴力革命及议会政治的论述,也是如此。倘若思想有变化,他会做认真的说明。

    马克思未能完成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而他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有判断,有展望,但无法系统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的科学之路,第一步是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第二步,是否定"不断革命",正视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都在遥远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其做具体的论述。

    后人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正在逐渐展开,且在全球不平衡,有很大关系。

    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托洛茨基以其"不断革命论"的独特论述,得到列宁支持,两人携手领导十月革命。考茨基批评了在落后的俄国的这种革命,而他自己则不排除在较发达的欧美,"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学说,而恰与今日马云的看法合拍,只不过马云仅以技术条件大数据说事,更为浅薄而已。

    列宁的主义比考茨基离马克思学说更远得多,但他晚年尚有反省,而斯大林则把苏联引入列宁极力告诫的方向。他在一国实践"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虽然有许多跟随者,毕竟已经与马克思学说无关,其失败是注定了的,却难以怪罪马克思。

    那么,回头再看马云,他鼓吹以新技术条件振兴"计划经济",暗助权力之心若隐若现,不足为训。不过,未来的社会变化,的确隐藏其根源于技术变革的浪潮之中,这也无须讳言,可以拭目以待。


    荣剑: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图为作者荣剑

    最近商界风声鹤唳,大佬们都噤若寒蝉,唯独马云一如既往,不时对商事、政事、国事和世界大事发表高见。前些天有朋友转来一个"马云舌战经济学家,计划经济论再起风云"的帖子,令我深感兴趣。马云的观点是,大数据的到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万物互联的时代,获取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数据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马云的这番高论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钱颖一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吴敬琏认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我这位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这个争论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争论,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争论的出发点错了,这是我说的没有击中他要害的意思。
    那么,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就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义语,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是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总是处在无计划状态中,而生产无计划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为克服这个危机所提供的理论方案是:发动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用计划经济安排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看上去是非常的完美,生产资料和财富归全民所有,生产按计划进行,产品按劳动或需要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最后是没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按说应该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但在马克思的祖国——,代表大多数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通过的党纲中,却根本不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语),而是奉行了一条被马克思恩格斯斥之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主张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以社会所有制的方式改造私有制。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一个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党纲,马克思表现得极其愤怒,当即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重要文献,就是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献直至16年之后,也即是在1891年——马克思去世8年之后,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在德国,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工党所支配,基本上退出了欧洲的政治舞台,共产主义被当做乌托邦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了。恩格斯在这个新的历史潮流中也不得不开始有所反省,他在晚年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在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同一年,恩格斯从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面前,恩格斯多少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计划经济的宏伟蓝图,根本就不可能在欧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遭遇了挫折,却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集中吸取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论述,并在取得政权之后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了公有制的两种形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实行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国家控制经济的方式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没有任何市场调节。所以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
    苏联领导人原来一直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一定比市场经济更优越、更有效、更公平,但在苏联模式存在的70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非但没有表现出它比市场经济更大的优越性,反而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一日不如一日,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之后日趋成熟,它从根本上推动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联模式的最后崩溃,宣告了一党执政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破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理性计算、数据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创造性和发展动能。
    如果说苏联基于它原有的工业化水平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精致"的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行的则是一种"粗陋"的计划经济。大凡上了40几岁的中国人,对这种粗陋的计划经济肯定是有切身感受,那时没有数据概念,有的是票据,票据之多,覆盖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票、肉票、油票、布票到粪票,几乎应有尽有。国家通过发放票据的方式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全面性甚至超过了苏联,国家既管物的生产,也管人的生产——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两种生产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中国做到了登峰造极。
    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了20多年,结果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生产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短缺,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不是实行改革开放,及时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毫无疑问,中国必定重蹈苏联的覆辙。有幸的是,中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创造出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坐享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红利之后,马云现在又开始重新缅怀计划经济的好处,这仅仅是基于对数据化管理的信念?还是说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同时问题也是巨多。成绩是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问题则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马云解释了他的新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实行过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通过数据化管理可以摸到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就是说,只要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很显然,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不过是兰格经济学的一个升级版。在兰格时代,人类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尚停留在人工计算的层面,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确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掌握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数据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是由计算机来掌控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最终还是被掌控在由人所控制的数据部门中。如果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于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所用,它或许会大幅度地提高阿里巴巴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这个部门如果是国家的一个新的权力部门,类似于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那么,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管制机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经济。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如同公有制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所有,当国家代表人民所有时,实际掌控国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义,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
    马云在鼓吹他的新计划经济论之前,已经在国家的政法机构做了一个数据化管理的报告,听众涉及上百万的国家政法人员,报告的效果和影响是可以估量出来的。他的新计划经济能否摸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经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一个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的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一旦又掌握了强大的数据化处理能力,这样的计划经济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后果,也是完全可以估量出来的。
    ——作者微信

    吴戈:政治能夠遠離中美太空合作嗎

    北京理工大學某空間環境基因實驗裝置搭乘美國「龍」飛船,抵達國際空間站。
    6月7日,大陸官媒發文「讓政治遠離中美太空合作」,報道了北京理工大學某空間環境基因實驗裝置搭乘美國「龍」飛船(請注意此「龍」與中國毫無關係)抵達國際空間站,表達了自2011年美國國會通過「沃爾夫條款」後中美官方航天合作徹底凍結後,這種合作的來之不易。

    按理,讀者們此時最關心的應當是這個「沃爾夫條款」是什麼東西?美國為什麼要拒絕與中國合作?然而該官媒似乎了解自己受眾的智商,一句「美國有關部門人為設置政策壁壘,完全是『冷戰思維』作祟;……猜忌、對抗的態度」將問題的實質揭露得淋漓盡致。相信中國受眾中間,即使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與日歐俄印的合作都沒有這種事」的疑問,也會有成群的共青團員撲上去揭露「走狗當然討主子喜歡」的革命道理。

    在中美頗不愉快的科技交往史,以及貿易摩擦史,乃至政治分歧史和情報戰史上,美國所有的指控全部是捏造和誣衊,沒有一件事情是事實,中國受盡刁難、冤屈和羞辱,這是大陸官媒向中國人民長期灌輸的「真相」。只有在爆出發現金無怠墓地的消息時,他們才暫時忘掉這一面,改吹另一面。

    可是中國人民難道不奇怪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為什麼一到對華事務上就從正常國家變成窮兇極惡,而受盡凌辱的中國為何不能有骨氣一些,非要「擦乾眼淚陪你睡」呢?

    對此,官媒解釋道,是由於中國科研水平不斷提高,美國航天界與中國合作意向日益強烈。是啊,這家專門負責國際空間站商業運營業務的美國機構在收取20萬美元後,當然有意向。可是還有別的例子嗎?特別是美國羨慕中國高技術水平,希望通過合作「優勢互補」的例子?

    官媒顯然是裝作忘記了,每當中國飛船和空間站有發射時,就是自己左顧右盼地得意洋洋——如果國際空間站按計劃2024年退役,計劃2022年前後建成的中國空間站將成世界唯一。

    甚至在國際空間站2024年退役的計劃差點流產的觀望期,中國已急不可耐地宣告了世界唯一地位。這次,官媒也不露聲色地提示:(屆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需要中國空間站的可靠支持。

    有這樣近乎壟斷的優勢,尋求美國合作時,不應該是這樣有求於人甚至酸溜溜的態度啊?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主動發出邀請,歡迎美方開展合作」吧?身為拍死「前浪」的「後浪」,不應該強調「國際空間站應成為全人類共享的科學實驗平台」吧?順便說一句,除了不讓中國參加,國際空間站還真地早已成為全人類共享的平台。

    顯然,一句「中美在許多民用航天領域優勢互補,開展更廣泛深入合作可以造福全人類」暴露了中國正有求於美國,「美國應拿出誠意和決心,盡早取消對華政策限制」更證實了這點。

    為什麼?很可能是因為中國以政治聲望為核心訴求的航天事業突出硬件的追趕,卻長期在實際運行和應用上嚴重缺乏經驗,因而在空間站運行經驗上希望再次借力,而且俄羅斯的那點經驗已經陳舊。

    那麼,中國為什麼不能回頭梳理自己在對外合作中的教訓?與美國重建互信?那種「中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美國的指責全是吃錯藥了抽瘋」的輿論遮羞布能讓美國真心開放對華航天合作嗎?

    遺憾的是,以當前的形勢,這種反思絕無可能,反而變本加厲。

    拿個題外的事件為例,兩名中國人質在巴基斯坦被「伊斯蘭國」殺害,大陸官辦雞血大報立刻宣揚受害者是被韓國招去傳教的,極力煽動向韓國討還血債。

    這一說法至今沒有進一步證實,因為大陸調查記者已被全員徹底管制,這種消息無人敢查,也無處可發表,只能任憑13億人聽歇斯底里的瘋子操弄。

    然而大陸某個最嚇人部委的官方微博很快呼應,開始揭露韓國邪教。誠然,韓國基督教會的全球傳教活動不無激進和冒險,但中國人質被殺,中國官媒對兇手隻字不提,轉向枝節問題涉及的第三方洩憤,甚至煽動對第三方的仇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煽動仇外、操縱民粹的政治心機?

    這樣的國際姿態,誰敢跟你做朋友?可憐中國航天工作者也大多對美國「冷戰思維」義憤填膺。
    ——东网

    周玉蔻:一念之間 困頓變力量!台灣加油!

    如果我們能夠一齊抱持「自由民主」的信念,放下無謂的對立,團結一致攻克困境,未嘗不能在幽暗角落中發現曙光。(資料圖片)
    近來台灣災事不斷,不免令人心生沮喪。先是紀錄片導演齊柏林不幸罹難,連帶引爆亞泥濫挖砂石的問題;後有百年邦交國巴拿馬閃電斷交,投向「一個中國」原則的懷抱。縱然局勢並不容許我們樂觀,人生際遇卻是一念地獄、一念天堂,未來如何是好都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一個念頭」能成就什麼?

    美國影集《紙牌屋》風靡全球,各國重要領袖人物都對它癡迷。不僅柯林頓、歐巴馬都是粉絲,俄羅斯國防部官員都靠它鑽研美國政治。它的成功,源自於劇情與真實交織的虛實互動,更重要的是幕後平台Netflix的眼光。

    Netflix以郵寄DVD出租起家,最初受盡了當時的市場龍頭百視達的奚落與打壓。他們不斷調整策略,靠著網路科技持續挑戰既有市場邏輯,最終成為了線上串流平台的一方之霸。至於百視達,在2010年早已申請破產保護,沒落至此可見一班。

    Netflix的崛起,起因卻僅僅是創辦人Reed Hastings因為不小心積欠百視達一片DVD遭罰40美元滯納金。這不小的罰款,讓他認為「這個世上應該要有更好的租片方式」,於是Netflix就在這麼一個念頭下誕生了。

    一個簡單的念頭,最後催生了一個強大的線上影音串流平台。台灣人的信念也不落人後,豈會做不到?

    40年前,在花蓮溪與壽豐溪下游有片礫石滿布的河床地。深達120公尺的石礫地層,讓這片荒地的開墾幾乎成為天方夜譚。不過,有傻子卻買下這塊地。他不是別人,正是新光集團董事長吳火獅和他的副董事長、事業伙伴吳家錄。時間代表了奇蹟;這塊河床廢地,如今成為了綠茵滿地的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擔任兆豐農場董事長的吳家錄,聘請台灣派駐非洲擔任農耕隊專家的高手領導農場,花了20餘年,每逢雨季便讓農場員工引壽豐溪水放淤,累積表土厚度來改造荒蕪的石礫地形。在這期間,即便地力不足、風災不斷,他們也不停試圖利用這片土地,種植稻作瓜果、飼養牲畜,最終與大自然搏鬥40年才讓農場達到現在樣貌。這裡的每一坏土、每一根草、每一滴水都不是現成的,也證明了人定勝天的信念。

    只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遇難不退的執行毅力還有足夠長的時間,就能像他們這樣,累積出自己的一點成就。而這三項要素之中,最關鍵的就是像是火種一般的信念。一個念頭,是真的能成就無數偉業。那麼,台灣人現在缺的是什麼念頭?

    台灣現在的困頓並不是前所未見。40多年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接著是由台美斷交掀起序幕的斷交潮,當年風雨飄搖的情勢與現在相比不惶多讓。即便如此,台灣人依然在艱苦中掙扎前進著。就是一個「寧折不屈」的念頭,讓台灣人堅持了下來,才能看見上帝替你關了一扇門之後,那窗上灑落的陽光。

    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不能輕易自暴自棄。畢竟當我們放眼歐美各國,他們其實都存在著各自的問題,或許我們還不是最慘的。美國川普能夠意外勝出,反映的是中低階層的憤怒,還有日趨激烈種族的對立;歐洲整體陷入恐怖主義的陰霾之中,而像德國有難民問題、英國有脫歐問題尚待解決。

    相較之下,台灣人早已習慣長期受中國打壓的事實,就算稍許雪上加霜,也不至於不能應付。如果我們能夠一齊抱持「自由民主」的信念,放下無謂的對立,團結一致攻克困境,未嘗不能在幽暗角落中發現曙光。

    在這個新世代逐漸有主導能力的台灣,新的政治思維正在成形。無論是民進黨蔡英文、國民黨吳敦義或是時代力量黃國昌,都不能再固守舊有的框架,否則將被時代甩在身後。尤其是總統蔡英文,她身為領導人更應該堅定理念、推動改革,莫要讓台灣人身陷過去的泥淖之中。

    台灣加油。
    ——东网

    未普:十九大的最大悬念——王岐山是进还是退?

    2017-06-14

    【未普评论】十九大的最大悬念:王岐山是进还是退?(粤语部制图)
    【未普评论】十九大的最大悬念:王岐山是进还是退?(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还有几个月,中共十九大就要召开了。观察十九大的热点有好几个,而最热的热点,可能就是王岐山的进与退。

    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王岐山在十九大是进还是退。诡异的是,同一个因素既可以决定王留任,也可以决定王离任。但现在看,王岐山离任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第一个因素就是年龄限制。这个因素一直被评论家们看作是决定王岐山进与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生于1948年7月,到十九大召开时,已满69岁,按照中共的"七上八下"的常委年龄惯例,王若离任,顺理成章;若留任,就必须打破这个年龄限制的惯例。这里要问的是,习近平会不会打破这个惯例?现在看,即便习近平过去曾有打破惯例挽留王岐山的想法,现在的形势发展使这种可能性变得很小。

    第二个因素就是郭文贵因素。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特别是关于王岐山的爆料,举世震惊。他对王的指控"反贪罪过都让习主席担了"、习近平完全被王岐山控制了等,可能严重离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联盟。王岐山一直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反腐助手,他的政治地位也因此而提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郭文贵的爆料,使王从中共第二号人物变成"盗国贼",其真实性,相信习心里有数。

    王岐山在十九大的进与退,不可能不受郭文贵爆料的影响。从这点看,郭文贵爆料的时机选择,非常耐人寻味。习王二人之间的嫌隙,目前已因郭的爆料而传的沸沸扬扬。从个人意愿来说,习愿不愿意继续用王,王愿不愿意继续配合习反腐,都是个问题。只要习近平不愿意,王岐山继续留在常委会的可能性就是零。从王岐山的角度看,以他的足智多谋和通晓历史,不可能不知道他目前处境的凶险,如果借"七上八下"脱身而去,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若从党国的利益出发,习王的个人意愿可能都是小事一桩。但是,要他们相忍为党国,概率似乎不大。因为继续"相忍"可能会"忍"出个鱼死网破。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这可能是最重要因素。这个因素远远超过郭文贵爆料的效应。江湖上有一种说法,称王岐山已功高震主,若再连任一届,外界将不知中国到底是处在习近平时代还是王岐山时代了。仅就这一点,习近平就不可能支持王连任。习再志大才疏,也不可能不明白,王岐山是自薄熙来完蛋以来自己的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习近平的政治个性不允许他再信王了。习近平曾表示,他要做刘邦,像刘邦那样,善于揽人善于用人,但刘邦当政后"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习绝对烂熟于胸。当反腐因为得罪整个官僚体制实在反不下去了,习像刘邦那样,牺牲王以平众怒,不是不可能。

    王岐山的命运如此引人关注,已构成十九大最大的悬念。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6月1日举办的讨论会"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互动新走势",有来自德国的学生问,中共领导人换届,王岐山会怎样?经济学家李稻葵答道,虽然中国不是公开选举,但是它有自己非常明确的规则,只不过这个规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容易写出来的,搞政治学的人都懂这个。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十九大以及相关的一些人事变化不会有重大的,像特朗普上台那样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其实,可能李稻葵自己也说不清。2007年十七大时习近平横空出世,呛了李克强,成为中共十八大接班人算不算黑天鹅事件?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最后导致薄熙来和周永康锒铛入狱,算不算黑天鹅事件?中国政治是黑箱政治,黑箱政治的规则,诸如"刑不上大夫"已因周永康被判刑而破了,中共最高领袖两届后不能连任和指定接班人制度,可能在十九大也要破了。

    有趣的是,不管王岐山留任还是离任,可能都是黑天鹅事件。据传,中共内部"保王"与"倒王"两股势力浮出水面,目前正在相互角逐。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王岐山是进还是退,十九大都有可能飞出更大的黑天鹅。

    ——RFA

    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

    梁京:特朗普现象和郭文贵现象背后的共同难题



    【梁京评论】特朗普现象和郭文贵现象背后的共同难题(粤语部制图)Photo: RFA



    美国和中国都在上演政治大戏。虽然两国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非常不同,但两国的政治大戏却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对称性。两场大戏的舞台中心,都是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巨额财富的房地产商。两人都是所谓"政治素人",也就是说从来不是政治的圈内人,但他们都像齐天大圣一样,大闹天宫,把本国的上层政治搞的一团乱。两人之所以能爆发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除了靠自己拥有的雄厚资金,还靠的是在电视镜头前进行"真人秀"的天赋。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他们毫不费力,就越过了主流文化和政治精英,直接向底层喊话,颠覆了主流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

    主流精英对这两位的共同反应都是本能的厌恶,却又不能不与之周旋。在美国,是因为特朗普毕竟是当选总统,精英们不可能不和他打交道,在中国,则是因为郭文贵掌握了太多权贵的丑闻出逃海外,中国的专政机器鞭长莫及,只能和他谈判如何"相向而行"。特朗普和郭文贵的姿态也有相似性,他们身陷重围,却越战越勇,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无路可退。特朗普有被弹劾而身败名裂的可能,郭文贵更是有被刺杀身亡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相信,身后有千万的支持者,不希望自己放弃。

    特朗普和郭文贵的千万支持者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多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失败者。由此提出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被遗忘者",愿意支持这两个与他们境遇完全不同的富豪?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这两人可以帮助失败者们表达自己的积怨和愤恨。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底层对精英阶层的完全不信任,对流行的竞争规则极度不满。

    特朗普现象和郭文贵现象可以持续多久,美国和中国这两场大闹天宫的大戏会如何收场?我的观察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所谓,甚至有不少人只希望从中获得更多娱乐价值,而很少人相信,这两场政治大戏,真能对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带来有意义的改变。这固然是因为特朗普和郭文贵都没有,也不可能为解决全球化输家的问题拿出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他们此前的人生并未、也不可能为此做准备。

    现在看来,两人能扮演今天大闹天宫的角色与共同的地产商背景有关系。因为地产商是一个对权力寻租黑幕极其敏感的行当,也是最容易窥视到暴富者隐私,因而对主流精英的腐败看得最清楚的行当。但这种经验本身也会带来很深的心灵毒害,令人玩世不恭,没有追求高尚目标的想像力。

    对市场乌托邦的普遍幻灭,虽然不意味著共产乌托邦会复活,但确实提出了一个真的难题,那就是全球化的人生竞争,如何令失败者不致活的全无尊严?评论家徐瑾的一句话非常精彩,"一个好的社会,可以是成功者的天堂,却不应该是失败者的地狱"。这正是今天中国乃至美国这样超大型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说特朗普和郭文贵现象只是证明了传统政客已无力回应这个挑战,那么,最近美国舆论对扎克伯格参选总统的揣测,则反映了这样一种期待,或许从新兴产业的开拓者中,从新一代成功者中,能产生这个难题的答案。因为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基于对人性积极面和潜力的信心,由此激发了与特朗普和郭文贵们完全不同的想像力。
    ——RFA

    2017年6月11日星期日

    扬天衡:新殖民大計 東印度公司翻版?

    一帶一路對於接受中國資助的國家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GDP增長是一張沒有兌現日的期票,但債務卻有到期要還的一日。
    這個世界真是風水輪流轉。你知道清末民初時最令中國人咬牙切齒的國仇是甚麼嗎?在日軍侵華以先,中國人最恨的是國家長期積弱,繼《南京條約》接連簽下喪權辱國的協議,被列強劃上租界瓜分土地,令慈禧太后縱容義和拳胡作非為,令當時的知識分子頓首捶胸,立志要還我河山。別以為舊事已過,類似事件不會再在人類史上重演,全球正悄悄地拉開了新殖民主義的戰幔。

    重演的舞台不在中國,而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計劃大綱是中國借出巨額貸款,幫助較落後的經濟體發展基建,以達至提振經濟的目的。內地輿論其中一個關心的課題是中國如何擴展國際的影響力,卻沒有着墨太多因為擴張而造成的反彈。一帶一路對於接受中國資助的國家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GDP增長是一張沒有兌現日的期票,但債務卻有到期要還的一日,它們大部分都無法承擔中國開出的高息貸款,屆時只有三條路,要麼賴帳翻面不認人,要麼向中國申請新一筆貸款,要麼以其他資產抵債。

    第一條路,除非找到新大佬罩住,否則是自取滅亡,小國敢與華為敵等同自絕於國際舞台。第二條路有點像歐豬模式,但你也知道,年前希臘債務遺約鬧得多大,全球化帶挈經濟共同體壯大,卻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危機,誰知道幾年後一帶一路會養出多少個希臘式爆煲的計時炸彈?然而,中國未至於不借鑑歐盟的困局,中國由開出支票那刻早就料到對方難以償清,更具價值的是更多國家對中國構成依賴,而組織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亦有利與歐美打經濟戰。不過,最着數的還是第三條路。

    一帶一路啟動三年多,已有國家要以地抵債,例如斯里蘭卡和塔吉克斯坦。今年初,斯里蘭卡政府把南部大港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港灣工程公司長達99年,引發民眾抗議,警察要射水炮和催淚彈鎮壓暴亂。僧侶組織「保衛國有資產」敕令政府禁止租賃國土,有成員怒吼:「當中國人在我國生根兩代,你如何能強迫他們返國?我國文化、人口結構都將遭到腐蝕。」是否有點似曾相識?99年,不就是滿清政府把香港新界租借給英國的年期?中國正是把英國那套殖民計劃搬來廿一世紀來玩,以前中國人最痛恨殖民,現在輪到中國殖人家的民了,你該拍手叫好吐氣揚眉,還是拒絕雙重標準支持斯里蘭卡民眾維護主權呢?

    往後十年,小國國民捍衞尊嚴掀起的反華浪潮,將成為最熱門的全球議題之一,這是可以預見的事。然而,新殖民時代只是剛剛開始,中國不會像英國撤出印度般輕言放棄,一帶一路像一間全新的「東印度公司」,放眼的將是中國一個世紀的命脈。中國尋求擴張,但如何迎接這股正在形成的反作用力?心繫中國者,自然樂見其成,但心繫天下者,卻會得出不一樣的答案。
    ——东网

    林木: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入选《北大物理百年》


    (重写删节稿)
                                        
    我的作文被收进了2014年3月出版的《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置于"忆人和事"部分,这部分在2013年10月所出第一版中已收录8篇文章,作者都是教师,第二版增添拙作为第9篇,且我是唯一的学生。全书近95%记录的是北大物理学科的百年史。早先得知拟出版《北京大学物理百年纪念文集》时,即把"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和"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二文寄发编委会,倘能作为右派之一编入校友的另类"风采",认祖归宗,也感欣慰了。拙作被婉拒了。于是我把它们以及"北大物理百年祭"、"再住燕园杂忆"共4篇杂文寄给了沈克琦先生(当年的系主任助理,系领导中唯一的党员,且兼顾学生工作),以明心志。
    意外的是《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竟想收录拙文,主编沈克琦先生和赵凯华先生把我的二篇文章删节合并起名《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兼忆杰出学长方励之》发给了我。两先生敢录用右派文章,我自感谢。出于政治临界性,他们对拙文作些钝化自是应该,主编当然不愿引发相变危及全书的出版,想说一些东西,又怕通不过,用心良苦,我当珍视。老先生们是否也有用我的嘴"我是右派我怕谁"来说些话?尤其是方励之事。有人说《北大物理百年》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史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被历朝历代肯定的官方出版物,但也还记录有庙堂不喜欢的人和事。即使从尊重长者言,我也不会拆散两老师搭建的骨架,填充的内容总是有些自由度的,文稿从七千字最终扩充成一万一千字,即由主编交付排版。有学长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回忆被收进了历史,成为历史老人了。2014年2月24日两先生发我的第一份电子邮件中谬夸奖道:"发来的四篇文章,我们拜读后觉得实事求是,有说服力,感人,且有文采。……您所写'百年祭',意见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在职领导有困难,请谅解。 克琦  凯华"。两位师长十分谦逊,直叫我诚惶诚恐不敢领受,这自是北大物理厚实长者对后进学子的鼓励。
    《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和第一版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反右"的叙述,例如:
    将第一版中的小标题"1.反右运动"改成"1.整风与反右运动",后者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历史著作自应采用官方说法。当局领导反右的机构叫"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它和中共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兼任。毛泽东发动反右后不肯具体干活离京到南方逍遥去了,他把反右的领导事宜交给了邓小平。那段时期全党上下已停摆日常事务全力以赴干着反右事,称谓上却偏要戴顶整风帽子以遮盖光秃秃的反右脑瓜。此外,第二版在这个标题下正文开头处添加了约一千一百字的反右背景介绍。
    叙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讲话存在一些基本问题: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显然,谁是右派,最终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说了算。"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混淆了两类矛盾,反右滥觞在毛泽东。
    1957年 5月2日--12日,全国召开了28250多次会议,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毛泽东在"情况汇报"上批示道:"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顿显好龙叶公的恶意。反右伊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纷纷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很不理解。李济深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岂肯改弦更张。
    "1957年春……党中央号召大家助党整风,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之后,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提出,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找高等学校党委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会座谈,对有职有权和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征求意见。"这又是个"引蛇出洞"的典型案例,后来凡步毛泽东后尘提及教授治校的各校师生统通被打成了右派。直至今日,大陆校园里仍听不到教授治校的议论声,反右余害犹烈!
    反右把55万(已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约130万人打成了反革命,从头至尾这是由一个政党出手干完的,没有打出人大、政府或公(安)检(察院)法(院)旗号,各级行政机构也无权干预反右之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周天寒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后在现行宪法1982年版)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显然,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违法执政、篡权执政,它违反了公布不到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版)的基本精神和多条法令,尤其是其第87、88、89、90和97条。例如,第8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事实上北大的反右一开始就把企图享用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的学生抓了出来,并被定为了极右分子;北大的学生右派都是轻信了"言者无罪"而犯的"言论"罪,像我这样没有言论的分子还是"思想"罪:反右后期我主动上交了日记本(一个人的日记是其内心的独白,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上教育别人用的),以让组织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很快就退还了,但是半年多后定我为右派时主要"罪行"却是断章取义于我的日记;再如第89条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右派分子甚至在戴帽前就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即使是反革命刑事犯也应由公安机关刑侦犯罪事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判决定罪;学生右派的学籍当由学校行政而非校党委确定。宪法不应该是好龙叶公手中的宣传工具、统战工具,既经公布,任何个人和政党都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法。
    第二版有如第一版那样指明,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出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在227日的讲话中不存在,是"大鸣大放"之后加进去的,紧接此处第二版写道"在批判前面鸣放时期的言论时,却与此六条标准挂钩,上纲上线,甚至歪曲原意进行批判,造成种种冤案。"
    有人知晓北大学生的传统作用,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沉入北大学生转告其讲话,要我们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党"除三害"(清除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恶行)。话已说得如此激越如此恳切,显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伟大领袖披肝沥胆之言,热血沸腾毫无机心的毛头小子们怎能不激动万分积极响应。北大党委更适时提出:"能不能提意见助党整风,是检验一个大学生爱党与否的试金石"、"提的意见即使百分之九十九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我们都欢迎"。于是,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遍地大字报(此后,5月21日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22日罗隆基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6月1日储安平的发言被说作是诟病"党天下",北大之举也引发了其他高校和全国的鸣放。北大学子打响了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第一枪,其后则受到了最惨烈的迫害20天后北大的左派们用那可任意发挥的六条标准把大批略具独立思考精神的学子打成了右派。从1957年起,中国的右派、左派定义已颠倒了普世共识。
    专制主义者深知,对人民群众,首先也仅需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也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分子,把你开除出"人民内部"划你为不是人的阶级敌人,蒙上层外皮、安上条尾巴,先变你为畜类,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残,形象上萎顿,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众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混蛋,脱胎换骨迷失自我。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制造仇恨,挑唆厮杀,今天张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张三,就我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叫你们个个斯文扫地,一脸灰土。
    "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国物理系之首。"的后面,第二版增加了"尤其北大物理系54级被划右派的学生人数竟达20%,灾难之重,无与伦比。"我在被"再补课"为右派前是这个灾难之重无与伦比的物理系54级的团总支书记。1958年早春时节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派其宣传部长杨述,到北大临湖轩小会议室召开确定物54级右派名录的会议,他在一张物54级新任党支书提交的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划了条黑线,把我划成了北大最后一个正式戴帽的右派分子。那时我所在的物54级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已进入毕业学期,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暑期毕业时分到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不知这是否当时物理系有权参与处理右派及毕业生分配工作之人对我的同情和照顾,我当感谢。殊不知,"右派分子"本就是顶压死人的帽子,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时期,总是首先拿我们这些"分子"开刀。1968年乍暖还寒时节"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中文系54级学生林昭(1958年1月被"补课"为右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惨遭枪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在北京中关村的科学殿堂里也被迫抹颈自刎了。有如癌症患者已历十年痛楚岂可再俟,当以命抗争卫我人格尊严。颈总动脉断裂半厘米、只有一边的一点点皮还连着,鲜血染红了挡在床边的一床棉被,可能吧头颅无力下垂后盖住了血管、垂死挣扎时蹬落了挡血棉被后被起身小解的室友发现了,二次偶然十分侥幸地被阎王老儿踢回了人世间,连死也不得自由。远在家乡一中学任教的发妻却命丧了黄泉!妻参加了受空军支持的一派,苏州大规模武斗后归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控,她在任课学校被隔离审查了。我在京自刎的凌晨组里即派2位大员(其中之一是和我同年来所的南开大学姜姓毕业生,后来入党做了官)到苏州外调时对妻说: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一声催命的"出事了!"使妻当晚就跳井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生死未卜。喜爱风雅的吾妻当年曾将新房安置在古典园林网师园的"小姐楼",夜深沉,月色如水,全园仅剩我们两人,有如一对精灵携手迤逦于透彻澄明的庭院,如醉如痴地耦语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谁知竟一语成谶此中伤痛谁人可言!他们竟逼死了我的爱妻!左派要员哪能理解我们夫妻鹣鲽情深,世界还有真情在。我们刚相识时她就知晓了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那政治畸重年代我自知地位低下,自杀前己写有离婚书还妻以自由,但我仍低估了妻的爱意,她竟那么在乎我这个右派丈夫,对妻的自尽我也有责呵!我死不足惜,祸及发妻非我所料,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痛心不已呵!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近五十年,对前妻却如苏轼悼亡词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至今我家中仍悬挂着篆体"不思量自难忘"横幅,以顾念发妻,也念及右派一代的苦难人生、知识分子一代的的苦涩生涯,为我民族。
    林昭也是苏州人,谁言吴侬软语发不出铿锵之声不蕴含刚烈秉性!
    杨述奉命来北大原是为阻遏北大基层党组织大划右派以邀功请赏的疯狂劲头,不料他竟把我用作了安抚这种疯狂劲头的补偿品。此前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也没有发过言,到不是我有多高"觉悟",只是觉得自己是团总支书记,总得讲点"组织性",一开始我就陷入了林昭所说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之中。我们那时候,学生工作全由团组织承担,没有班主任,没有政治辅导员,党员同学的学习非常吃力,他们只是到政治运动时才起作用。记得何人睡何床位也由我划定,以使功课好和差的同学相搭配,"不使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在杨述所划那条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是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霍姓同学,1993年他戴上了院士帽子。一线之隔,院士和右派,天上地下,碧落黄泉。赵凯华先生曾找这位院士同学及我级另一同学(1991年院士,曾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十年,非党非团员,又一另类)核实过物54级反右情况,可见物理学工作者学风之严谨。
    第二版在"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最末自然段开始处增添了"这些被划右派的师生许多是关心政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党团干部。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经过深入的思考,发表了有助于整风的改进工作的诤言,许多意见即使按二十年后官方的观点看也是正确的。例如惨死在狱中的刘奇弟获罪的大字报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为胡风平反。又如王书瑶获罪的大字报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20多年后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猛烈批判了'高度集权',虽然没有使用'是危险的'这个词。"(刘奇弟是物54级学生,1957年秋遭逮捕判刑,1961年冬在黑龙江省兴凯湖劳改农场五分场被塞进了狗窝般大小的"小号",零下三十多度,被活活冻饿折磨致死!王书瑶是物55级学生,1958年春由警察押去"劳动教养")。其后则是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皆有的"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仍为我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反右运动'不仅使一些优秀人才个人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对于国家也是不小的损失。"(第一版中没有"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这句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主流本是"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大学不应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是其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先锋队——北大的莘莘学子。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自由的思想,没有了批判的精神,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失去灵魂,仅余躯壳,还算什么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戴着眼罩受人驱役的老黄牛,一堆供人拧紧的螺丝钉。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也就趴下了。毕竟还有林昭这样的北大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是这批梗着脖子的热血青年继承了"五四"前辈的反封建传统,不肯称颂秦始皇。历史不可欺,北大已经、将更会以有林昭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而荣耀,是右派分子站立在血泊中艰难地高举着北大的传统旗帜,高举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抵死抗争,延续着民族的不屈血脉,以待后人谁能告诉我,北大右派中有多少人受戮刑场,有多少人瘐毙狱中有多少人夭逝于逃亡路上,有多少人饿死在农场,有多少人累亡于工地,有多少人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有多少人了无他言以死抗争,有多少人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北大东方语言文字系主任、反右前夕刚转正的共产党员季羡林先生说他"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的,后即兼任了北大工会主席多年,直到"文革"期受冲击,有了切肤之痛,甚至萌生过自杀念头,于是在《牛棚杂忆》里季先生写道:"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这些话季先生多次复述过,例如在2000年8月31日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所写序言中一字未改地抄录了一遍,其后并加有"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个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顺便说说,季先生说右派都是真正热爱党的人,是否有点偏颇?这句话可能只适用于被划为右派之前,至少是学生右派差不多个个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才被、已被培养成右派分子了。
    "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的末尾,第二版还加了几句话:"至今对当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只给予'改正'(改正谁犯的错误?),并未正式平反,这是不应该的。"于是官方史书之一第一次质疑了右派"改正"之荒谬,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应为反右运动平反!1980年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官方宣布共改正了716个右派,包括林昭、刘奇弟等被杀害者。716仍少了,因为二三十年来,很多右派失踪了,下落不明,找不到了,家属又不愿主动申报(直到今天很多家庭仍认为家里出了右派是不光彩的事,也有人担心曝光后会影响子孙前程),这些右派未予改正,自是没有统计进改正人数。更主要的是,"大跃进"后不久,很多人认为反右不大光彩了,于是从中共中央起各级党委都在尽量少报右派人数。
    既然北大没一个人应划为右派分子,为什么还要说北大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呢,你们的形式逻辑思维能力怎么低劣得如同白痴?基数是0100%搞错了,那还叫"扩大化"?没有立足点,从哪里"扩大"呢!怎能如此矫情。即使是7160相比,也是无穷大,已经是无穷大了,还扩大化到哪里去!北大党委中竟无人具此数学常识?以前你们常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无所畏惧,现在你们畏首畏尾不敢讲出事实而去掩盖真相、捏造数字,是否已沦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了?只给单个"分子"改正,即使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偏偏就是不肯把"反右运动"平反,这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什么"阳谋"诡计?风起于青萍之末,北大一向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呵。这也是为推动安定团结,以建设和谐社会。
    近日观看了新编历史剧《琅琊榜》的电视连续剧,演义了皇位继承人顺应民意逼迫视"天下者朕的天下"的梁武帝下诏重审了他亲手制造的冤假大案,给了遭害的国家栋梁以平反,剧中人说这和太子接位改朝换代后再予平反的意义不一样。
    我已年过八旬且已身患绝症,现还存世的右派都遭受过深重的身心摧残,我们都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难道定要等右派分子都死光了才肯予以平反?有些人的手法是从不提起,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就此掩盖过去,不了了之。
    《北大物理百年》的初版和第二版都专门辟有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其他大陆出版物中是否也列有右派名录,反正我没看到过。有了名录,就得知了右派人数,即可计算出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事实上,至今"右派名录"和右派人数仍属"国家机密"!虽然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按规定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不知道60年前大操大办大喊大叫公开推行的反右运动属什么密级。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能予公布纯系偶然,这有赖于沈克琦先生的特殊身份,这位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老师是离休党员且担任过校领导,凭此过硬头衔才得以查阅和抄录出右派名录,并予以公布。
    笔者认为,议论反右事,应突破右派分子和同情者圈子,扩充到中派、甚至左派中去,以穿透人为藩篱让更多的人知道反右真相。2015年1月《北大物理百年》电子第三版上网,只改了些姓名,下载地址是:http://pan.baidu.com/s/1i347wG1。为节约计没有重新制版,纸质的只有第二版的多次印刷。
    1954年我们入学北大物理专业时原定是五年制,1958年部分功课好的同学被"拔青苗"去了中科院物理类研究所,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也改成了四年制。也有人凭"政治"好搭上拔青苗班车。物54级一王姓同学,反右后期接任了年级党支部书记,他不顾同窗共读三长载的情谊把多人打成了右派,年级学生干部则全军覆没(原党支书在"再补课"期我之前已被戴帽),这位年龄畸大功课奇差的同学1958年留校做起了政工干部,不久即担任了物理系和数学系合办的计算机系的党总支书记,后为党委书记,直至退休。我无意追究他的反右责任,但是2013年北大物理百年纪念活动时我曾单独跟他聊起临湖轩小会议室事,此人竟满脸鄙视不屑作答,重现了55年前的嘴脸,令人寒彻心肺,再次伤害了我,虽然他的下属早已向受害的右派同学作了诚恳道歉。中文系54级右派张元勋在其《北大一九五七》一书中引用了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文章:"北京大學物理系、中文系、西語系一九五七年的'廢品率'也達30%以上。"此处所谓废品率指学生右派率,30%是言过其实了,却也表明物理系右派率确居全校首位。王书记反右夺冠立了头功当予奖赏,他为保卫自己的反右战果,55年后到2013年时竟还是那么一脸的"伟大光荣正确"!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做起了当共产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梦,为此他更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矛盾己基本解决的结论,部署了如何"引蛇出洞"以剿灭可能反对他进一步专制化的唯一社会力量——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使毛泽东的淫威大增,直接派生了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饥荒,其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从国家统计局在2005.01.07 16:43:05公布于www.stats.gov.cn网站上的报告《中国13亿人口日特稿:新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不难推算出19591961年三年饿死了4760万人四年大饥荒,中国饿死的人不下六千万,已远多于历朝历代有记载以来中国受灾饿死人的总和!周恩来千方百计揍钱从加拿大购买了一船小麦运回途中,被毛知晓后下令改变航线去援助"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毛死后援阿物资少了,阿国立即反目,一群酒肉朋友。这边大规模饿死人时,阿国每人每天却能喝到一瓶牛奶,中国也十分紧缺的拖拉机等设备援阿后露天堆放着在生锈。中国一向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反右腰斩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终止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其后更是把有效的生产活动排挤出了日常活动范畴,整个国家处于疯狂的"革命"状态,直至毛泽东驾崩。事后,官方也承认国民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物资奇缺,百姓所有生活用品甚至妇女月经带都要凭票供应,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考卷的纸张也凑不齐,要挪用印毛主席著作的纸张。毛泽东死后二年的1978年,虽然大规模进口了粮棉油,但该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反右开始时的1957年,人均棉油量更是远低于1957年。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变成2.5%,掉了将近一半(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8%。期间,周边的日本腾飞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也跃进成了亚洲四小龙。这一切难道不是滥觞于反右?毛泽东谋杀了"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右派,谁还敢说个"不"字!
    反右对中华民族更深切的伤害在精神层面,中国几千年来讲究"君无戏言",一国元首公然对百姓"钓鱼"、"引蛇出洞"史所未闻,实为阴谋撕破脸皮后还强词夺理说作是"阳谋"!1957年的"阳谋"嘲弄了诚信,冲垮了中华道德底线,践踏了国人信念。诚信乃国之根本!从反右开始的作假之风从政治渗透进经济,由官场扩散到民间,全社会作假成风,互相欺骗,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反右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实是社会道德大沦丧,虽是无形却威力无边后患无穷。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辟了"家国栋梁"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辟有"天下英才",它们在为知识分子张目,不知能持续多久。只宣扬正面形象不平反反右运动能使人气顺吗?国家正气能树立起来吗?满社会的弄虚作假能压制下去吗?反右时毛泽东的"阳谋"滥觞了中国的坑蒙拐骗,源不清何以清流。知识分子是相对于无知识分子、至少也是少知识分子而言,难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由无知识分子或少知识分子领导?即使改朝换代时造反队伍里也要重用"军师"。更根本些说,人类发展的动力来自追求更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提升生产力的原动力,怎能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知识没有原罪!那是领导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反右运动乃是追究拥有知识者的原罪,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反,为什么还要掩掩盖盖?就为了保护王书记那样反右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批判和肃清反右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人认为时机成熟又有"必要"了,会不会纵横捭阖再发动一场"反右"?上有所好下必甚矣,蝇营狗苟之辈难道不会食髓知味再次弹冠相庆卖友求荣献媚邀宠而趋之若鹜?我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子孙再遭反右式迫害,我们不愿看到使北大元气大伤的反右在燕园又一次上演。再也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了,再也不能以言治罪了。巴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卷首语中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直到今天,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更不要说痛加针砭了,呜呼!《琅琊榜》里是当朝厘清了忠良沉冤的,借古喻今,人同此心。我死之前能否看到对反右运动的平反?这才显示出尊重知识及其分子的诚意。反右伊始,毛泽东挟持中共绑架了国家,把中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哪来什么"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伤害近代中国最烈的四大事件?前二者是外寇入侵,后二者可是中国人害中国,自作孽不可活!难道不应该全民大讨论以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学习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毛泽东就最注重 "群众路线"嘛。                       
    (全文终结,20176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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